“告老还乡”的文化解读

　　继今年年初媒体曝出原海南省副省长陈苏厚回乡当农民后，最近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回湖南西冲村当农夫种地、养鸡，又被炒得火热。据媒体日前报道称，毛致用的生活并未如他想象中安谧、宁静，当地干部时常会来商量工作，各地上访者也会找其申冤。

　　像毛致用、陈苏厚这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去当农夫，之所以成为新闻，一是这样的人太少，目前见诸报端的总共也就一两个；二是此举有悖常理，官员退休后不呆在条件优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而是中国的“惯例”。古人称官员辞退归家为“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故《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致仕”者不论是在京城，抑或宦游异乡，到了任期，或告老还乡，或解甲归田，回到乡间，躬耕垄亩。比如《汉书·疏广传》记疏广告老还乡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回乡时虽然颇为排场，但之后大多就默默无闻了。

　　虽然古时高官告老还乡，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但并不是甩着袖子养老，还是要发挥余热的。按郑玄的说法是，“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这也符合中国文人身处江湖心怀魏阙的心理，即便不能以正当名义以身事国，也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多大的热量发多大的光。

　　因此，在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不只是官员角色的转换，也不只是官员居住地的简单回归，也不只是精神情感上的叶落归根，还因“归教于闾里”而成为一种文化回流，对乡村社会起着文化建设作用。因为这些官员是当地的文化精英，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般都是科考中举之人。他们多年宦游在外，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他们回到家乡，与当地乡绅一起，力尽所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等各方面贡献才智，其实就于无意中播下了文化的种子。为什么浙江一带多文士呢？一方面与其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有关，一方面也离不开官员回乡的文化反哺，形成良性互动。乡村文化的衰落，是时代发展、乡村社会结构解体的结果，更为直接的则是乡村文化人才流失的结果。有文化的人要么到城市求学去了，要么到城里“谋发展”去了，再不济的在城市里成为“漂一族”。农村失去了文化的主心骨，不仅无法开展自我的文化娱乐活动，连世世代代流传的文化娱乐也大面积失守。高官告老还乡，可以他们的知识和见识影响农民。

　　今天不同于古代，我们无法要求官员退休之后都去“告老还乡”，况且出生城市的官员还无乡可去，毛致用的告老还乡不过使一个问题更为凸显：谁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