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城乡已经全面开战

　　崔英杰剌杀城管案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可以预料，它就像孙志刚案一样很多年后他仍会屡屡被人们提起。因为这个血淋淋的案件实为中国的城乡落差日益巨大的一次有力的显影，它注定会被写进历史。

　　前两年曾经热极的“三农”一词近来已罕见提及，但仍然处于凋弊荒漠化的农村已经把中国的许多大小城市变成一座座孤岛；贫困的农村造就的庞大流民，为了活命而像洪水

　　中国城市的管理者早就把这视为威胁了，这就是“城管”产生的原因。而城管的“使命”与求生者之间的几乎不可必然地要发生正面冲突，并呈明显加剧的趋势，这也直接导致了城管装备不断升级的新闻，它甚至达到防暴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乡已经全面开战并不夸张。18日有条新闻正好可以作个旁证。中央党校“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2006:社会治安成为官员眼中最严重社会问题。与此密切关联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中国城乡的反差巨大。

　　10多年前，有部名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籍曾轰动一时，虽然这是部伪书，虽然作者提供的解决方案——把中国农民死死地钉在土地上，怎么看都相当混帐，但它确实也预见了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的情景。怎么办？

　　广州的办法是准备拟议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这又如意料之中地引来一阵哗然。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在我目力所及的评论中，都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联想，也没有举一反三。比如北京在“立法”方面的倡议，或许还有更早的。

　　2005年初，在北京两会上，有个叫张惟英的政协代表胁肩呈上她的重磅“学术成果”——“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一时成为媒体上露了大脸的风头人物。直到去年8月，此事还是媒体的热门话题，怎么一年后就无人联想了呢？

　　人们真的如此健忘么？

　　但健忘并不是本文的主旨，对于已被贫困的农村包围的孤岛中国城市来说，“堵”确实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自救”的办法。

　　如果我们想知道，现在已经很容易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是明明白白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因此也很容易推知像北京、广州这样“限制低素质人口的进入”的动议是对宪法的公然违反。

　　不过，从另一面看，广州北京的动议，至少还是很想在“合法化”的方面做点文章，想取得民意支持的。比起那些只做不说的城市如何？而中国的很多城市是否已经就在只做不说了呢？

　　中国的城市管理在政策选择方面面临的困境，这从城管VS农村小贩之间的冲突已达十多年之久，且愈演愈烈的历史中看得一清二楚。这正是崔英杰一案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用官方习惯的语言来表述：这样的冲突又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的确，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崔英杰第二第在的出现指日可待。

　　如何才能有效地消弥这种已经遍布的城乡间的战争？

　　“堵”，无论从宪法来讲，还是长远的实效来讲，都是行不通的。中国都市的治理政策和手段日益冷酷，其反映的正是中国农村生存荒漠化状态的加剧对城市造成的冲击日益严重。

　　都市的冷酷，在狄更斯、巴尔扎克这些古典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都有过细腻展示。这种体验对中国人来说迟到了近二百年。若以德国人费迪南德·滕尼斯（1855-1936）的《通体社会与联组社会》（1887年出版，“城市学”的发端之作）为起点，也迟到了一百多年。

　　那么中国有人或者有所谓的思想库系统地在研究这些问题吗？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除了“限制”、除了“禁”字，就再看不到更人性化的政策选择呢？（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