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闲型制度”到“制度性休闲”

　　作者：王旭东

　　据12月21日人民网报道，中国人权学者鲜开林教授、周春华副教授提出，休闲权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维护和保障公民休闲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今中国休闲权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标志，一是有闲暇时间，二是有闲暇资金。在这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与闲暇时间基本上实现同步增长。

　　诚然，休闲是社会赋予所有人的权利。早在一九四八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即明确规定“人人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我国的休假制度经历了八小时间工作制和每周单休日到双休日，再到每年的三个“黄金周”，这些无疑是尊重“休闲权”的体现，是休闲型制度的进步。

　　然而，这样的制度设置并未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休闲权。有人已提出，黄金周只满足了先富起来者的休闲、旅游需求，很多贫困群体无缘黄金周的休息与休闲，比如，农民工往往“缺席”黄金周。就黄金周出游者而言，奔波于各大景点，交通拥堵、人满为患，身心能得到真正的“休闲”吗？还有诸多别无选择在黄金周期间加班工作者，可能承担着比平时更繁重的工作量。这些都让休闲型制度打了折扣。有些企业为了“发展”根本不买这些账，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一些还成为“企业文化”，如华为的“床垫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人们即使拥有可以休闲的权利，也可能或者必须“放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所研究员魏艳茹曾说过：“人人都有休闲的权利。可是一些处于创业阶段的人，他们工作第一、生活第二，‘休闲权’一次次被自己设定的成功指标扼杀。”重压之下，英年早逝已不成“新闻”，“亚健康”已成社会的“流行病”，伴随的还有精神疾病与自杀等。

　　此外，很多国人的休闲方式还停留在“原始阶段”：双休日里没日没夜的打牌或打麻将，中晚餐的拼命喝酒，或到娱乐场所大把花钱，要不就是泡在网上等，这样的休闲某种程度上只是打发休息时间罢了，休息有时比不休息更累。

　　有闲时却没有闲心，有休息时间却不能有效休闲。“心闲”才是真正的休闲。光靠“休闲型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制度性休闲”。有人这样形象地称，对于劳动者来讲休闲权比其它权利更实际、更有益并能使其身心健康和自由发展的一种权利。人们休息休假权利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休闲型制度”只是基础，“制度性休闲”才是目的。

　　既然我们目前的休假制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休闲效果，改进是必须的，但争议很久的黄金周制度明年依旧。我们更要在缓解人们精神压力上下功夫，要形成“减压机制”；尤其在解决“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上发挥政策制度的调控功能，在解决就业与再就业及社会保障机制上有更大的作为，无疑都需要相关政策制度的进一步跟进。只有实现“制度性休闲”才更有效地保障公民这一基本人权。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