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学，何以成了一块遮羞布

　　湖南诗人黄辉因生活窘迫于去年11月通过媒体称：为实现写作的理想，甘愿被富婆或富姐包养，其间可为对方提供包括性服务在内的一切服务。此言一出，坊间一片质疑与叫骂声。然而，就在这番热闹中，日前重庆一女文学作者、富婆站出来，承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并称此举并非要和黄辉有任何肉体上的交易，本质上就是资助，想以此引起社会对落魄文化人的关注。

　　关注落魄文化人，自然功德无量。只是如此“包养诗人”的“善举”，真能“拯救落魄文化人”？黄辉在自述中称，自己是湖南省作协会员，目前仅靠每月500元的稿费度日，生活十分拮据。诗人的困境诚然令人同情，但既是文化人，黄辉不会不知道，其实诗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当年苏东坡醉饮超然台挥笔写下“明日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时任密州知州；而写下《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当年曾先后担任过报刊主编、多家大学的教授等；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其一生在勤奋创作的同时，更是先后做过勤杂工、学徒、排字工、乡村小学教师、木匠、建筑师、报纸编辑、主编，美国内战期间还主动去军医院作看护；……诗人之所以不是一个职业，不只因为靠写诗度日会难以为计，更重要的是，诗歌是心灵的吟唱与呐喊，真正优秀的诗歌需要生活琼浆的浇灌，需要时代烈火的灼烤与锤打，所以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离开了生活的漩涡，离开了对时代痛苦的感知，离开了对自我心灵迷茫的苦索与抗争，一味地向往“被人包养着，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可以去喝上一杯咖啡，能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衣食无忧地进行我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黄辉语），那样，诗歌还会有生命么？

　　不过，自己的担忧也许有点对牛弹琴。因为细读黄辉的自述，发现除了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落魄诗人外，其在力陈自己的三大“优势”时，则已全然与文学乃至文化无涉了，请看：“第一，我有诗人的浪漫。只要你乐意，我非常高兴和你一起分享这种快乐。”“第二，我有强健的身体。”“第三，我有丰富的性经验。我会尽一个被包养对象的义务，包括性。”

　　“落魄文化人”，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则招揽“性服务”广告的遮羞布。对此，，人们不知该为前者感到悲哀，还是该为善良的轻信者而扼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