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崛起” 的中国角色(4)

　　独特经验遭遇新挑战

　　围绕“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而展开的讨论还在持续之中，对于中国成功之路的解释也依旧众说纷纭。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可以从中国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一些启示。

　　为何“开放”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却无法取得如中国般辉煌的成就，非但如此，它甚至可能是引发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如附属撒哈拉非洲在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以及前苏联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

　　经济起飞，往往基于多种因素的集成，比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储备、农村耕地分配状况，以及强大的国家能力等等，一旦其中某个因素缺位，飞跃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不过是中国实现腾飞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说，解放后，中国逐步实现了“有效政府”，村级党支部可以将中央政府制订的各种政策和法规制度在全中国范围内落实下去，其有效性远甚于过去的数个世纪，而这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国家汲取能力的角度来讲，1900年中央政府的国库收入仅占GDP的3%，国民党时期这一比例上升到5%，而改革开放前夕，国家税收已占GDP的20%，这给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保证。同样，中国人口的非文盲比例从1949年的28%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65%，同期印度的同一比例仅为40%，而人力资源储备同样是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研究中东欧国家和中国转型的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教授波波夫(Vladimir V Popov)说，他并不同意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就了中国开放后经济迅速增长的说法，相反，中国的改革举措与“华盛顿共识”的诸多主张大相径庭：比如中国进行了渐进的价格体制改革，而并非激进的价格闯关；中国没有迅速地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改造，并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同时还通过增加外汇储备形成汇率的长期低估的局面……

　　正如波波夫所说，许多经济学家将自由市场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这无法解释一些自由贸易地区经济的衰退，而中国的成功根本上源于它在推进外贸出口的同时也实行了保护主义的政策，比如出口补贴以及汇率低估等等。

　　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自然就更容易看清今天的挑战。只是，它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穷的人去解决世界上最富的人创造的问题(美国)是否合理的问题。中国的挑战，更应放到亚洲崛起，乃至更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视野中去观察。

　　目前有些LAC国家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并相应采取了保护主义的防御性措施。墨西哥即是如此。前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圣地亚哥·莱韦在一次全球发展网络主办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出口的增长使得墨西哥出口减少，这又引起了墨西哥社会保障的增长，从而引发恶性循环……不过，派瑞仍旧呼吁LAC国家要改变保守的姿态，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