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深圳Ⅲ”猜想

　　“提高城市的容积率，深圳的容积率太低。”在2006年11月的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上，委员陈尚义提出，要提高城市用地的容积率，充分利用土地，缓解城市的用地难题。这个举动的背后，是深圳市的第三轮城市规划——《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将在今年内编制完毕。“纸上深圳Ⅲ”将会是什么样的，引发了市民无尽的遐想。

　　从1999年开始，陈尚义担任了8年的规划委员，目睹了深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城市中的败笔。规划委员会将在今年进行换届，这意味着老人参与勾画城市蓝图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所以，他不得不大声疾呼。

　　借着总规修编的时机，记者寻访了那些曾经参与过总规修编的专家、或是将青春奉献给深圳的老人，揭开他们尘封的记忆，在他们的故事里去理解深圳的“筹”与“谋”。

　　◎特区建设初期

　　没人知道到底会办成什么样

　　当时的建房完全是“零售式”——各单位自筹资金建设楼房，到市建委要地，建委主管规划的干部在地图上指定某个地点，那里就是宿舍楼的选址，没人关心建设诸如道路、水、电等配套设施。

　　作为深圳的第一代建设者，基建工程兵经历了深圳最困难的开发时期。以基建工程兵身份来到深圳并扎根深圳的陈锡林老人回忆，当年初到深圳时，印象就是“一个小渔村”，尤其当年居住在竹子林的小山坡上，竹竿当支架、竹叶为屋顶，被战友们戏称成“竹叶宾馆”，靠着海却没水喝、没水洗澡。

　　事实上，在来深开发特区之前，部队先期赴深的考察团已经给大家打过“预防针”——“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环境恶劣的地区，大家要有思想准备”。“特区该是什么样子、将是什么样子，没一个人心里有底。”这样的未来，让不少人纷纷打了退堂鼓，想尽办法找门路退伍或者转业。

　　陈锡林回忆说，翘首等候他们的深圳人，也同样不清楚中央要开设的特区到底是什么样子。“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城市规划工作悄然拉开了序幕。依照当时的设想，未来的深圳将是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型的边防城市——面积10平方公里、居民10万的小型城市。而这也只是一个规划的构思，并不是正式的整体规划，甚至连规划图都没有。

　　同一年，深圳成立了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既管建设、又管规划。“深圳到底办成什么样的特区，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都不清楚。”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设计师郁万钧回忆，当时城市规划最大的困扰就在于此。另外，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也是新生的深圳一大尴尬。

　　彼时，老城区周围、铁路线两侧是主要的规划范围，而发展来料加工业的红岭、上步，作为居民生活区的红围和木头龙都分别被作了规划。

　　尽管如此，当时的建房完全是“零售式”——各单位自筹资金建设楼房，到市建委要地，建委主管规划的干部在地图上指定某个地点，那里就是宿舍楼的选址，没人关心诸如道路、水、电等配套设施。从“竹叶宾馆”搬到了“高档住宅小区”的陈锡林发现，“房子要水没水，要电没电，出门仍是泥泞烂路”。

　　而工业布局亦是如此，从香港引进的来料加工厂就在红岭路搭建临时铁皮房，大些的工厂就指定一个地点去建厂房。

　　◎第一版总规出台

　　“纸”出100平方公里新市区

　　《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开始用战略的眼光全面考虑土地利用和对内对外交通的布局，统筹安排海港、机场、公路等系统。同时组团式的总体布局结构开始成为现实。

　　历史的车轮驶入80年代的时候，深圳的城市建设终于开始“有图可依”了。

　　1980年，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成立，随后制定出的《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和总图完全刷新了早前10平方公里和10万人口的预期：以工业为主，同时发展商贸业、农业和旅游业，总面积50平方公里的边境城市，1990年目标人口达到50万。

　　1981年初，陈尚义来到深圳。在他的印象中，深圳可以用两个词形容——农村、荒凉。“整个市区就电子大厦这一幢高楼，站在这幢‘深圳第一高楼’上四处张望，脚下全是洼地。”这些洼地随后全部被填平，变成了高楼大厦和商场。“如今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罗湖火车站商业区一带，以前就是一片洼地，每次香港人来深圳，都需要挽着裤脚在水地里行走，还夹杂着牛粪的味道。”

　　就在此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万里视察到了深圳。“建设一个城市，首先要把总体规划搞好，总体规划批准了就是法律”，这成为深圳规划提速的动力。

　　1981年底，深圳市政策研究室和深圳市城建规划局共同编制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1982—2000)》不仅有了城市的规划图、路网图等功能分区，更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很多人看来颇为大胆的目标：由单一的出口加工区变成一个工业为主，牧业、农业、住宅业等同步发展的综合经济特区；到2000年，将深圳建设成为一个80万人口，面积98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深圳工农业生产总值从1.9亿元增加到20亿。

　　这个《大纲》对深圳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其后深圳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的，证明了当时这种想法和布局是合理的、超前的。”郁万钧表示。

　　郁万钧所称的模式是“带状组团式机构”——分东、中、西3片共5个组团，其中中片由沙头角、罗湖、上步3个组团组成，组团与组团之间用绿地和道路来连接。

　　“就其在深圳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来说，是深圳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郁万钧这样评价。虽然如此，但它还只是一个社会发展大纲，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规划，也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而此时特区的飞速发展、变化之快已经超出了规划的发展步骤。到1984年底，深圳已发展成了有40万人口，国民收入达12.53亿元的中等城市，把早期规划的目标远远甩在了背后。

　　于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国家建设部求助，请其派人帮助深圳做规划。从1984年11月到1985年年底，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参与编制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绘制完成。

　　“其实质就是把1982年的《发展大纲》具体化了，对组团结构、组团模式、道路用水用电等进行了综合评定。”郁万钧这样评价。

　　64张专业图纸、23个专题规划，19万字，这份沉甸甸的规划不仅做了近期(1990年)、中期(1995年)、远期(2000年)规划，还着重设计了尚未开发的福田至南头近100平方公里的新市区。

　　由此，深圳开始用战略的眼光全面考虑土地利用和对内对外交通的布局，统筹安排海港、机场、公路等系统。同时组团式的总体布局结构开始成为现实：从东到西划分了5个组团，即沙头角、罗湖、福田、华侨城和南头。

　　有专业人士指出，86版规划在密度上明显优于香港，以新加坡、澳大利亚为榜样，规划设计迈上了新台阶。

　　实际上，自从深圳特区建立后，影响深圳城市规模最大的因素是——深圳到底要办成什么样的特区。当时，自上而下都知道要试办经济特区，但是“办多大，办成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底。”

　　这个历时一年半的规划，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也是深圳市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拟定2000年城市规模为122.5平方公里，110万人口。

　　◎第二版总规出台

　　特区成了深圳的核心部分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将范围从特区扩大到了整个市域范围，延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他工业的发展规模在扩大。

　　“当时整个深圳社会经济发展，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郁万钧说，“到1989年，社会经济发展突破‘两个一百’——人口突破100万，GDP突破120亿，大大突破了86版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总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深圳的行政区划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撤掉宝安县，设立龙岗和宝安两个区。而40％的年增长率让刚刚实行了几年的总体规划明显滞后了，总体规划修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此次规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把以前的5个组团划分成了3个组团，华侨城一带由于规模较小，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组团；而罗湖、上步、福田则划为一个组团，集体承担中心区的任务。”深圳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富海说。

　　郁万钧回忆说，在深圳修编总规期间，广东省做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协调规划。“按照省里经济区域规划协调的关系，深圳的城市规划首次突破城市的局限，开始在更广的区域内研究深圳城市的发展。”

　　基于此，这次规划在土地的利用、人口的规模等方面都做了大的调整，除了按照省里要求保留的基本农田外，大部分地作为城市发展用地。

　　2000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是深圳市第二部城市总体规划。其目标是，到2010年，深圳将发展成一个城市建设用地480平方公里、430万人口的城市。

　　96版总规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一版的规划将范围从特区扩大到了整个市域范围，延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王富海评价说：“此前，特区的规划主要是考虑到居住、就业以及绿化用地，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城市。而此次把整个范围扩大到城市后，特区就成了深圳这个城市的一个核心部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他工业的发展规模在扩大。”

　　◎第三轮城市规划

　　“没有地对深圳是一件好事”

　　城市规划，就应该在自己城市的“一亩三分地”里翻跟斗折腾，向东向西都是别的城市，只是和各个城市之间建立关系，而不是自己的城市规划。

　　深圳这个生命有机体，因为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一次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中，城市规划委员陈尚义提出，“深圳市中心区目前的容积率是3.2，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经达到了15，应该提升深圳的容积率，充分利用土地。”

　　“所谓的容积率，是指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当建筑物层高超过8米，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一个房地产界的网友在博客中给买房人士“上课”：在同样的建筑面积上，房子越多，人口越多，居民的舒适度就会感觉越低。

　　“中心区的城市发展，容积率是否可以更高一些，提升一些人气？这并非简单用一个容积率可以说清，它只是一个城市土地使用强度的问题。”郁万钧认为，“一个住宅小区的容积率，是与开发强度、居住密度、人口密度等方面相互关联的，无法拿一个指标来看土地利用的情况。”

　　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富海坦言自己并不赞成单纯提高容积率：“容积率只是密度中的一个指标，常常用来表示某个小区或某幢建筑物，根本无法说明城市的可用地。”据他介绍，目前深圳中心区的容积率是3.2，远远高于国内的其他城市，在罗湖区的地王大厦、东门等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容积率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的地方都要高容积率。”

　　“城市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强，其承载力就会提高。同样一块地，可建一层楼也可建100层楼。”郁万钧认为，“关键是需要研究合理标准，因为城市所处地域、环境不同，所适用的标准也不同。”

　　“香港能做到的，我们是否能做到，是否一定要做到？”专家们认为，一味的仿效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对经济指标、环境指标、卫生指标等在不同专业、不同范围内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确定适合自己城市的容积率。

　　“目前深圳已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千万人口大城市，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北京和上海。2000余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移民比重高达87％。”深圳市人口计生局此前公布的数据表明，深圳的土地承载了过高的人口规格，土地紧缺成了无法绕开的发展话题。

　　“一个城市的扩张是有阶段性的，提升则是永恒的。”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富海说：“没有地了，对深圳是一件好事情。深圳过去的发展是一种粗放的发展，如果还有更多的土地可供使用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浪费。”

　　在过去的26年发展中，深圳不停扩张成“大深圳”。如今，深圳扩张的土地少了，转为向内找空间的阶段。“目前深圳土地的承载力和承载能量，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国际上，这个承载量还有很大一个提升的空间，内部的调整可以满足深圳未来发展的需求。”

　　如何将这个观念落实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王富海透露，在新版的总规划中，将把居住用地分成几种类型，提出合理的密度，把居住用地的承载能力，转化成一系列指标，对城市用地的规划要求就更深，在产地用地上，将考虑工业用地的调整，我们未来的需求和现状将发生何种对接关系，都将被一一考虑。

　　在郁万钧看来，城市规划，就应该在自己城市的“一亩三分地”里翻跟斗折腾，向东向西都是别的城市，只是和各个城市之间建立关系，而不是自己的城市规划。当然，城市的发展和未来发展，与周边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从大家中找自我，从自我的发展看大家的发展，研究深圳和其他城市的关系，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深圳的发展前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制订，更有观念的更新、制度的执行等等配套设施。据王富海介绍，很多时候规划人员想做，但是现实中却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关键是各部门的相关领导，都应该更新观念，认识到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要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专业策划。

　　“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包括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各个方面的配合约束。乱摊子、乱占乱建不断地破坏规划，这种行为必须依靠行政法律来制裁它。”郁万钧表示。

　　今年，深圳市城市规划即将进入新一轮规划。“深圳的定位，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随着深圳经济的发展，区域的大小也不断在变化，或许比珠三角更大。”郁万钧预测，“处于上升期的深圳，需要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规划，赋予其新的生命”。

　　策划本报记者黄超

　　撰文本报记者佘锦

　　摄影本报记者朱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