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敦煌悲欢梦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这位原敦煌研究所所长，著名画家、学者，他的人生，他的家庭，为敦煌艺术事业付出了何等代价？近日，他的儿子常嘉煌披露了一些如烟往事——

　　父亲的前妻陈芝秀是他的浙江同乡，出生于诸暨一富裕人家。父亲当年去法国留学后不久，她也到了法国与父亲重逢，并在巴黎生了个女儿常沙娜。

　　父亲为了他的敦煌之梦，不顾陈芝秀的反对而毅然回国。一年后陈芝秀母女也返回战乱中的中国。父亲到了敦煌后，又极力说服陈芝秀同他一起过去。但那样的生活对陈芝秀无疑是个巨大挑战。（据常书鸿自著的《九十春秋》一书回忆：1945年夏，陈芝秀提出去兰州检查身体，却一直未归。几天后他才得知，陈芝秀和总务主任早已安排好了私奔计划。常书鸿又怒又急，带着枪骑马狂追，但不知过了多久，从马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个工人发现了孤身倒在戈壁、无声无息的常书鸿。苏醒过来的常书鸿还要继续追，地质学家问他：你为什么还要去？你来敦煌的目的是什么？要为一个女人丧失你的理想吗？这一番话让他突然醒悟。几天后，陈芝秀登报声明，与常书鸿脱离关系。陈芝秀与那位总务主任回到了浙江老家，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那位总务主任曾当过国民党军官，新中国成立后马上被抓起来，病死在狱中，陈芝秀则成了反革命家属。不久她又改嫁一工人，生下一子，生活更加窘迫。为谋生，最终竟沦落至为人当佣人。）

　　其实陈芝秀也是个悲剧人物。战争和逃难给他们的感情造成裂痕。逃亡时，陈芝秀母女在贵阳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从废墟中死里逃生。在敦煌，父亲专心工作，对她也冷落很多，这使原有的裂痕不断扩大。她也许是为了报复父亲，才故意找了父亲身边最近的总务主任。我想父亲骑着马追她，说明心底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我曾经看到过敦煌研究所一份外调材料，“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曾跑到杭州，逼迫和诱使陈芝秀揭发父亲当年的“罪行”，但陈芝秀一句有损于父亲的话都没讲。1979年，陈芝秀突然因心脏病去世，沙娜姐姐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只是“嗯”了一声，沉默了片刻，又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就再没说什么，一代恩怨就这样结束了。

　　1946年，父亲曾在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母亲李承仙就是在那次面试中与父亲、也是与敦煌结下终生情缘的。

　　母亲祖籍江西，出身于一个大盐商家庭。我的外祖父叫李宏惠，是位反清革命家，是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的第7位签名者。任《南洋商报》总编的外祖父，负责同盟会的南洋筹款，后来筹了一笔款项和武器送到横滨。据说孙中山一般不出门迎客，这是唯一一次亲自到横滨港迎接。据我舅舅回忆，外公有一次在中山舰和孙中山讨论什么事情，旁边有个军官插嘴，外公说：“区区校官，不要参与国家大事。”那个人“诺诺而退”。军人回去后，在日记上写道：我若当政，誓杀李宏惠。那个青年军人就是蒋介石。

　　外公的堂兄李瑞清是一位著名书画家，当过两江学督，后创办两江师范学堂（注：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张大千的老师，所以张大千称我母亲为“师妹”。追溯起来，母亲对敦煌的情结缘于张大千。她不断地从张大千那里听说“敦煌”和“常书鸿”，心里早已有了种种向往。

　　父亲与母亲是典型的工作夫妻。我在敦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早晨往往被父母亲在家里讨论工作的讲话声“叫醒”，他们称自己是一对“敦煌痴人”。母亲后来经常说，她是父亲的保姆、秘书、下级……的确如此，是敦煌让父亲和母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内乱，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妈家。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画分送到亲戚家，人立即返回敦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把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庆寺过去喇嘛住的禅房出生，父母为我取名“嘉煌”。3岁时便被父母先后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上海的姨妈家和杭州的大伯家。

　　童年时总觉得父母是那么遥远，心里甚至对他们有些抱怨。1962年的某一天，表姐特别高兴地给我看一本《人民文学》杂志，上面有一篇徐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我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感觉第一次认识了父亲和他的事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敦煌”成为我们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父亲满口的牙被全部打掉，家里也被掘地三尺。父亲后来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

　　后来韩素音访华，向周总理提出要见父亲，父母因此被解放。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下令保护了几个家庭，那段时间我陪着父亲在北京二里沟附近住，每天吃饭就和贺龙一家、傅抱石一家在一起。过了半年多，父亲又回到甘肃，1979年重新领导研究所。

　　1981年，邓小平到敦煌视察，他和父亲同岁，当他得知父亲当时仍处在不利的环境时说：“我们不缺这个所长，常书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请他到北京去吧。”1982年，根据邓小平的安排，父母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但父亲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1994年，我正在日本东京举办画展时，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告知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我匆匆赶回北京。90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上，我俯身对父亲说：“爸爸，嘉煌去敦煌！”因为气管被切开，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他只是盯着我看，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下……

　　我觉得，在走向天国的父亲面前我不应该痛苦，因为我分明感到我已经接过了父亲传给我的接力棒。9年后在母亲去世前，我对母亲说：嘉煌不会离开敦煌。⑥1（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2期常嘉煌口述李菁整理）

　　常书鸿、李承仙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