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耕作口：特殊的深港通道

　　本报讯 (记者／丁玎 实习生／魏霄)深圳，罗湖区，莲塘。一条不起眼的马路边，一座不起眼的小楼，若不是楼顶飘扬的国旗和门口站岗的哨兵，没有太多人会注意到它。这里，就是深港边界上的“过境耕作口”。

　　相对于罗湖、皇岗等关口，“过境耕作口”对大多数深圳市民而言显得十分陌生。在建军八十周年前夕，它向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26年来一直驻守其间的深圳边防支队官兵也走入人们的视野。

　　过境种花十年如一日

　　“过境耕作口”的历史要追溯到26年前。一直以来，深圳的许多原住民都在香港有大片耕作土地，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过境耕作曾被限制，1976年后恢复。

　　这期间边民过境作业主要有三种证件：《过境耕作证》、《临时下海证》和《探亲证》。1980年底，为统一管理，我方与港英当局签订了我方边民过境耕作合法化的协议，将三种证件合并为统一的《深圳市过境耕作证》。发放的耕作证涉及周边30余个自然村的边民，一般一户一证，固定个人使用。

　　到现在，从深圳河口至盐田的27公里边境线上，还分布有罗芳、长岭、皇岗、赤尾、新沙、沙嘴6个过境耕作口，其中罗湖区的罗芳耕作口是目前最大的。

　　据深圳边防支队长岭边防工作站张教导员介绍：“过境耕作是分片，定点通过的。罗湖一共有14个村，其中有9个村都从我们罗芳过境耕作口通过，从这里直接到达香港的打鼓岭。”

　　“我已经在这里10多年了，每天经过耕作口去对面种花。”一脸憨笑的张建荣对记者说。他是罗湖区黄贝岭村的村民，每天上午9时多从罗芳过境耕作口过关。“每个月收入6000多元吧，还算可以，耕地是从父亲那里祖传的。”在边防站，他递上一张名片大小的《深圳市过境耕作证》，执勤战士接过来一边和他打招呼，一边在登记簿上记下他的姓名、所在村庄、出境时间、携带物品等。他骑车通过边境上的一座小桥，通过铁丝网下的大门，香港一方的警察也和他打了声招呼，同样的登记手续，前后不到一分钟，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香港那边的田地里。

　　现年49岁的刘凤兰也是黄贝岭村人，她有四五亩地，一般种种豆角、水瓜。她车后面的篮框里还装着菜，“过去有专门的帐篷，中午可以在那边做饭，所以自己带了菜。”

　　耕作不能超出限定范围

　　“现在经过这里的人已经少多咯！”已经在边防工作站工作了4年的杨警官说。如今6个耕作口中最多人过境的罗芳、长岭每天也仅二三十人，周末则有七八十人。

　　“现在很多人去那边是走亲戚、喝喝早茶，真正还在耕田的已经很少了。”杨警官笑着向记者介绍，“也有一些老人一辈子劳作，每天过去那边活动一下，就当锻炼啦！”

　　如今罗芳村很多村民做生意、出租房子，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已让他们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杨警官还介绍，根据规定，申领人必须是在香港新界有土地耕作历史习惯的村庄的农民，且年龄必须在22岁以上；即便凭耕作证到了香港，也不能超出南坑、水湖、上水、元朗和粉岭等限定范围，并要求于当天下午6时关闸前回来，不能过夜。

　　“过境的人是少了，但我依旧会守好这个岗位，让咱们的人走得又好又快。”杨警官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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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耕作口中最繁忙的罗芳、长岭每天也仅二三十人过境，延续祖辈的耕作习俗。 本报记者 丁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