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证言，把南京大屠杀元凶送上绞架

　　

他的证言，把南京大屠杀元凶

　　送上绞架

　　昨天，“东京审判”中方证人许传音迁葬功德园

　　1937年12月13日，一个人类在哭泣、魔鬼在狂笑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南京。残杀、抢掠、奸淫、纵火……在令人发指的屠城暴行下，30万中国人的鲜血和骸骨堆砌出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5个字———南京大屠杀。

　　1946年7月26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中方的证人，许传音用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详备而精确的证词，把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送上了绞刑架……50多年过去了，这个英雄式的人物逐渐被人遗忘。直到2003年12月，美籍华人胡华玲女士专程从美国带回了许传音在伊利诺伊大学1914年的成绩单，这个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关键人物再次被人关注。当年12月11日，现代快报一篇《寻找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的报道率先与其后人联系上。

　　昨天，为了纪念他，许传音的墓被搬至雨花功德园的名人园。在骨灰移葬暨铜像揭幕仪式上，许传音生前唯一留下的遗物石桌石椅捐赠给了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在现场，明天就将启程赴日本打名誉官司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激动地表示：“再怎么样我也要来，因为他是我的恩人！”

　　快报记者 毛丽萍

　　[现场]

　　迁葬功德园，与李秀英为邻

　　许传音在东京法庭作证时的照片

　　[经历]

　　快报率先发现许传音

　　[专家]

　　昨天上午9点，功德园名人园内，哀乐声响起，许传音孙子许以立手捧爷爷骨灰缓缓向其铜像走去，鲜花簇拥中，许传音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含笑凝视着前方，头像下边则是一块整的印度红花岗岩，上面是许传音的生平简介，闪着光泽的花岗岩右下角是一个刻有年份（1937.12.13-1938.1）的十字架，接触地面的则是一块不规则弧度打毛了的石块，铜像前就是“新宅”，骨灰放进去后，铺上青石板，然后在上面植上草皮。从此，他将在这里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毗邻而居。

　　昨天，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主任经盛鸿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等学者及日本友人、许传音后人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仪式，当一只只和平鸽扑棱着翅膀欢快地飞向蓝天呼唤着和平时，大家献上一株株白色的菊花，鞠躬致意寄托深深的哀思。

　　功德园经理张明跃告诉记者，许传音博士铜像基座的整体造型其实是一张人民的公审台，代表许老曾参加远东国际法庭，作为中方证人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暴行。基座上的十字架则象征着将日本侵略者送上绞刑架，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让大屠杀中惨死的无辜百姓得以安息。而基座采用红色则表现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南京人民所犯下的斑斑血泪的滔天罪行，充分展现了对南京大屠杀这段血泪史的永远铭记。

　　昨天，许传音骨灰移葬暨铜像揭幕仪式进行了全球直播。

　　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本不应被遗忘，但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过程中，许传音先生的身世与下落长期以来却一直是个谜。

　　1997年之后，随着《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相继问世，有关许传音的资料越来越多，寻访许传音身世的念头也日益强烈。2003年12月，美国研究魏特琳女士的专家胡华玲女士来南京访问讲学之际，《现代快报》呼吁寻找许传音先生的线索，当月11日刊登了《寻找大屠杀见证人许传音》的稿子。非常幸运的是，居住在南京的许传音孙女许以眉女士碰巧看了当天的快报，至此，许传音先生鲜为人知的身世浮出水面。

　　许传音出生在安徽贵池县，13岁时，只身来到南京就读于汇文学院（金陵大学前身）。1908年，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一样，成绩优异的许传音被公派留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毕业后，许传音回到了中国，先是在北平的燕京、清华等大学任教，后在北洋政府担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1929年底，许传音又回到南京，供职铁道部。

　　许传音回南京的时候，两个儿子已经出生。许传音便在峨嵋路7—9号上买了一块地，自建了两幢小楼。一家人在那里度过了不长的幸福时光。 因其热心公益事业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很快许传音成为红卍字会组织的南京方面负责人。

　　1937年，局势变得骤然紧张，处处传闻日本人即将打来南京，政府官员和有钱人纷纷出逃，许传音也把家人送到了安徽贵池老家，但是他自己却决定留守在南京。“爷爷认为，当时美国尚未和日本宣战，自己和美国友人关系亲密，又是国际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不应该离开，况且南京有自己的房产。”昨天，许以眉告诉记者，许传音的晚年都是她照应的，印象中爷爷一直很刚强、耿直，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对于那段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难民的历史，鲜有提及，“我们家是两幢洋楼，日本人抢占了我们的房子，我爸爸与他们理论，被打了两耳光，我爷爷回来后找到日本高层理论，私人财产怎么可以侵占，最终要回了房子”。而在另一个孙女许以慧的眼中，爷爷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此次仪式，她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印象中，有一年爷爷过生日，那是一个什么都要粮票的年代，他带着弟弟去吃锅贴，“这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爷爷英语很好，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

　　据介绍，解放后许传音仍一直居住在南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直到1971年去世，被安葬在江宁黄金山公墓。

　　这些中国人

　　不该被遗忘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许传音曾担任南京安全区住房委员，世界红卍字会（一个类似于红十字会的国际慈善救援组织）南京分会副会长，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十分疯狂，许传音经常同西方人士一起去阻止日军施暴，这样的事例在西方人士的日记中比比皆是。如有一天，许传音在难民所里给难民发放馒头和糕，突然闯进几个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将难民们全部捆了起来，每10个或15个地捆在一起，并要带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当兵的，当时许传音劝阻无效后，立即派人去喊拉贝和费奇阻止。但有时，许传音也不得不一个人面对施暴的日本兵，但这样成功的机会很小。如有一天，日本兵开着大卡车闯进一个难民营，目的是带走所有的女孩，并找个地方强奸。许传音试图阻止他们的行为，却没有任何办法。于是这些女孩和妇女———最小的13岁、最大的40岁都被日军带走了。为了阻止日军暴行，许传音还根据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将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并进行汇总后，送到日军当局进行抗议。从安全区档案和拉贝日记中，我们发现了10余例子是许传音的记录。如安全区档案中的第153案例：“12月25日，15岁的姑娘李小姐被日本军官和2名士兵从鼓楼新村的住所劫走。”其落款人为许传音……

　　除此之外，许传音还利用自己身份的优势，多次到日本大使馆申诉日军的暴行，并且向他们要粮食救助难民区的难民。当时日本兵到处抓军佣，许传音还让1000多名妇女联名签字强烈要求日本人放回她们的丈夫，表现出了中国人应有的强势。

　　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许传音将日军的暴行十分详细地进行了陈述。由于远东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制进行审判，在作证程序上，首先是对证人询问，即直接讯问，由举证方面的律师发问，然后由对方律师进行反讯问或称质问。当时年已62岁的许传音应邀前往东京作证，法庭上，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面对被告日本战犯、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的诘难毫无畏惧，长达2万多字的证词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详备而精确，在认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和松井石根罪行的过程中，扔下了重磅炸弹。

　　据了解，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许传音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词最长，原只有英文版的，现已翻译成中文，证词中有一段是：

　　“日军进城后，非常粗暴和野蛮。他们疯狂射击所见的任何人———不管是从他们面前跑过去的，还是在街上遇到的，或是四处闲逛的和从门缝中偷看的，都不免一死。南京陷落第3天，我看到尸体遍布，有些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有些像刚死去前一样躺着，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缩着，有的侧卧，有的仰面躺着，这些人或遭到射击或遭到谋杀。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日军的所作所为。沿着主干道，我开始数死尸的数目，自己就数到了500具……我发现这些尸体没有一个是穿制服的———没有一个是士兵。他们都是老百姓，老老少少，妇女儿童。”

　　对于这份“重量级证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此次许传音的后人公开这份中文证词，对深入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非常有意义。

　　[事迹]

　　救助难民，抗议阻止日军暴行

　　争论一：中国军队拒绝投降与日军暴行关系

　　伊藤（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证人，你知道在进攻南京前，也就是在1937年的12月9日前，有没有飞机投下传单，劝导中国兵和平投降呢？你知道这件事吗？

　　许传音：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当时就住在南京———我的两处房子就占地两英里，但是却没有任何传单落在上面。假如没说错的话，我指的是两英亩。

　　庭长：我想这个问题是减轻而不是释罪。

　　伊藤：那么，证人先生，你听说这个事实吗？即南京官兵收到劝降书，上面写着他们只要到具体地点去谈判就可以和平交出南京，但他们没有接受，于是冲突发生了，你听说过吗？

　　许传音：即使这是真的，也和暴行没有关系。南京被占领时没有任何抵抗而这些罪行无处不在。我也知道在安全区日中两方进行了谈判，在城里以及在安全区也有各种暴行发生。

　　争论二：外国人建立安全区的目的

　　伊藤：安全区的建立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呢？即外国人惧怕在从南京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呢？

　　许传音：不，根本不是！和那没有任何关系，你在指责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太差了。你知道他们出于人道

　　[回放]

　　许传音舌战松井石根

　　主义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区。12月在南京并没有很多的外国人。还有一件事，安全区的面积非常小。当时他们不是防止中国人的暴行，因为他们深知南京是个大城市，他们可以离开南京，也可以到城市的其他部分而不进安全区。

　　争论三：难民营里的中国兵

　　伊藤：证人，你今天早上说难民营里没有中国兵，是吗？

　　许传音：是的。没有武装的士兵。我也说过国际委员会的准则是不允许持械的军人进入难民区，除非缴械之后才准进入安全区。

　　伊藤：你知道溃败的中国兵逃亡时经常假装普通老百姓吗？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

　　辩护律师

　　许传音与家人合影

　　本版照片由许家后人提供

　　东京法庭上许传音舌战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

　　乔装为便衣士兵。

　　许传音：可能有。在他们积聚力量进行公开抵抗前，我们会把他们当成普通老百姓。假如不是，那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伊藤：至于你管辖的难民营，里面有没有便衣士兵呢？

　　许传音：没有，不可能。他们只要放下武器，就不再是士兵了。

　　[幸存者]

　　昨天，许传音骨灰移葬暨铜像揭幕仪式昨天上午在功德园举行

　　是他，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送上了绞架

　　明天，78岁的夏淑琴就将启程，第五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出战”11月2日在日本东京开庭的反诉日本右翼的诉讼。为了能够顺利出行，夏妈妈近来一直非常注重身体，但是尽管昨天天气骤然降温，在许传音的“搬家”仪式上，记者还是见着了老人家的身影：“我一定要来，他是我的恩人。”

　　据介绍，夏淑琴此次赴日携带了五组证据，其中一个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险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其中幸存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许传音带着马吉去过我家，当时我家住在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一上午9口人死了7口，在我身上戳了三刀，他和马吉拍了很多照片，有站在门框前的，有喝水照的，还有我的刀疤……我很感谢许传音先生，他是我的恩人，为我和李妈妈（李秀英）都作过证，在东京法庭上为我们幸存者说了话，非常感谢，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来。”

　　据介绍，夏淑琴和妹妹当时进入“国际安全区”进行难民申报时，她家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美国传教士马吉的注意。他在安全区内访问了夏淑琴的舅舅等人，询问了有关情况，和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实地查看。马吉用摄影机拍摄了这样一幅惨状：断壁残垣的废墟前，站着一位年迈的妇女，老人悲戚的眼光望着眼前的惨景，两手无助地绞在胸前，从前景到背景，是一些横七竖八的尸体，老人右边芦席上，躺着一位妇女，左边同样的芦席包裹着一具婴孩的尸体……这张照片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收集，并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所载门东新路口5号(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先生一家7口和姓哈的全家4口被杀的详情与夏淑琴老人当年的家庭遭遇完全相同。

　　对于这段历史，许传音作证说：“一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

　　夏淑琴：他是我的恩人

　　昨天，南师大张连红教授说，应该记住像许传音这样在南京大屠杀中起到关键救助作用的中国人。

　　张连红认为，在过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大部分专家都将重心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安全区保护难民和记录屠杀历史的外国机构和友人上，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或者在协助这些外国友人和救援组织，或者直接参与了营救本身，他们的名字一样值得尊敬。

　　这些自救的中国人的数字也相当可观：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的25个难民避难所为例，难民所多为外国人设立主持，但具体的伤亡救援、避难实施，还有沟通交流，都是由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实施的，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是有留学经历、能力极强的知识分子。“你想，当时难民至少有20多万人，而西方人士最多也就20多人，很多事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

　　不过，让专家们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的情况却长时间地被搁置在学术研究范围之外了，以《拉贝日记》上记载的20多个避难所所长为例：除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所长魏特琳外，其他难民所所长全部是中国人，拉贝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具体的事迹、生平都没有。

　　“相对来说，许传音资料还算比较完整的，除此外，只有程瑞芳、齐兆昌、陈嵘、陈斐然、韩湘琳等寥寥数位中国人还有些记录，其他人的材料都尚未发掘。其实，找寻他们的材料就是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