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苏联特工佐尔格:曾与蒋介石赛车(图)(4)

　　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它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齐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从其它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一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有趣的是，佐尔格的搭档、报务员克劳森对史沫特莱的评价却相当尖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相去甚远……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虚荣心强的、自满自恋的女人。”

　　营救牛兰夫妇行动

　　三十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齐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随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而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共产党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两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十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