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

　　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中，方鸿渐是一个又迂腐又可爱的书生，他负笈西游，一度醉心于文艺，但迫于家父望子成龙之心，回国前还是买了“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聊充门面，只是他的脸皮功夫还没有修炼到家，始终惴惴不安、底气不足。不料在三闾大学，他发现同事中那位牛皮哄哄的“教授”韩学愈，居然也毕业于那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让他哭笑不得。鸿渐前辈或许泉下不知，在他身后，效尤者何止万千？

　　假证已经泛滥成灾。君不见，“办证”的小广告曾经一度遍布神州大地的大街小巷，制造假证的“产业”欣欣向荣，人声鼎沸。每每路过中关村附近，总有人探头探脑地搭讪：“证件要么？”媒体曾经披露，北京的假学位、学历证书约占学位、学历证书申请总数的20％。这样的估计或许还有点保守。2003年某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分流进程时，验证中心在各地市送来的2571份证书中，竟然查出假证书949份，作假率几近四成。而据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填写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人数多出了50万，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50万人持有假学历！于是，假文凭的新闻就见怪不怪了：有一位仁兄，自称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高级人才招聘会上被郑州某学院高薪聘请。后来假证现出原形，才知道他不过是高中毕业的自考生。还有一位牛人，据说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被山东某高校以百万年薪聘为副院长，但是在上任一个月后被院方识破。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何“假文凭”会如此有市场？有需求就有供给，“文凭社会”的逐渐形成刺激了人们对学历、学位的巨大需求。如今就业、升迁，无不需要文凭开路，以至于水涨船高，“学士多如狗，硕士满街走，只有博士还能抖一抖”。读本科要四年，读硕士要三年，读博士也起码要三年，十年寒窗之后，还有没有你工作的位置？于是，有人开始走“捷径”。好在我国各地文凭验证系统尚未健全，给这些现代“方鸿渐”提供了可乘之机。前面提到的几位牛人，如果不是因自作聪明暴露出来，可能还会走运得更久。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文凭，而是真实的那个文凭早已贬值。Ｎ年以前，大学毕业生还是“香饽饽”，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夜之间，人才市场人满为患，考研大军蔚为壮观。当用人单位纷纷提升门槛，满大街走的毕业生们，只好咬咬牙继续向下一个学位冲击。如此往复，巨大的压力以及高薪的引诱下，难免有人等待不住，“剑走偏锋”出险招。因此，我们在批评、谴责买卖假证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教育培养人才要人尽其用，而不是盲目追求数量；用人单位更应该看重真才实学，而不是以“文凭”取人。当然，我们的法律制度，似乎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了伪造印章罪，但该罪很少付诸实施。2001年颁布的《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把伪造、贩卖假证的行为纳入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调整范围，但也没有规定对故意购买并使用假证的人进行定罪处罚。法律的威慑力在于违法后果的确定性，不剥夺非法手段获得的利益，就很难杜绝人们的投机心理。

　　这是真的“假文凭”。应该看到，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种假的“真文凭”，文凭是真的，但是获得文凭的途径却见不得光。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在高校正式注册获得学籍，堂而皇之“混”到文凭，而高校则有“权”能使鬼推磨，乐得“助官为乐”，好一个双赢的局面！在职拿个本科学历已是小儿科，花公款读个研究生，上课、考试不露面，甚至论文也找人捉刀，最后戴上硕士博士桂冠，也大有人在。这种假的真文凭，可谓“国家免检产品”，在官场畅通无阻，彼此心照不宣。为何官员的文凭吃香？这是因为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在选拔人才上以学历为标尺，而对于获得学历的详细情形却置若罔闻。如果说现代“方鸿渐”们购买假文凭只是为了谋生，还是一个生存的问题，那这些通过权力获得真文凭的，说到底是一个腐败的问题。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以权力去牟取学历，作为往上爬的垫脚石。以这种弄虚作假行为给自己“镀金”的官员，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其为人之道、为官之道吗？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冒充“专家型”的官员，往往利令智昏，自我感觉良好，听不见他人意见（或者下属也不敢给他提意见），于是外行领导内行，可能决策起来更糟糕！而庸官、贪官淘汰清官的魔咒又会在当代历史上重复！这两年来，电子化的文凭鉴定系统正在全国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假文凭无处遁形，但这种技术化的手段却无法甄别假的“真文凭”。如果这种“合法”、“合理”、“公开”造假行为得不到遏制，似乎应验了那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以服众。最近，某全国政协委员也在媒体上呼吁清理官员假文凭，甚至要求高官文凭不实就引咎辞职，可见矛盾之突出。的确，反腐如果要一反到底，也该清理一下这些“假的真文凭”的死角了。

　　其实，文凭造假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国外甚至更为严重，但域外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最近欣闻全球正在掀起围剿官员假学历的运动，例如我们的邻邦韩国，多名公众人物被曝在大学文凭上造假或粉饰，结果被媒体穷追猛打。韩国公务员委员会发出请愿书，要求政府对全国超过6．3万名公务员的背景资料进行彻底检查。俄联邦官员的文凭造假也不在少数，总检察院高度重视，并从今年3月起，在俄全国范围内展开彻查。结果，政府部门人人自危，大量持假文凭者纷纷落马，一些高官还因使用假文凭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联合国一位部门主管不过是被发现从一所“野鸡”大学拿了一个不大正规的文凭，结果就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

　　纵观这些国家打击官员假文凭的做法，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法律对文凭腐败毫不手软，如韩国《选举法》就明确规定：对伪造或者编造学历的政治人士，取消其当选资格，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德国，持假文凭的人将按照欺诈罪处置，并处以1000欧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对文凭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要对制假者施以法律制裁，而且也要追究购假者的责任。其二是规范高校学位授予制度，让试图从高校获得学位的政府官员受到多重的监督，尤其是媒体的监督。例如，美国从2005年开始由教育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人事管理局联手，将全国正规途径鉴定的教育机构与非正规机构区别开来，结果一些投机取巧拿到学位的政府官员被解职。美国第一位女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就是因伪造科罗拉多大学英语学士学位，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不否认刑法的作用，但刑法不是万能的，它可以对付“假币”（真的“假文凭”），但对付不了“劣币”（假的“真文凭”）。法律辅之以民主和监督的机制，才可以把“劣币”从市场上驱除出去，根治假的“真文凭”这颗毒瘤。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