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

　　1936年柏林奥运会之前，为了筹集参赛经费，中国足球队远赴东南亚，历时60天，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才得以凑足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使中国足球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948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又是因为缺钱，中国足球队历时120天，再度前往东南亚“卖艺”……

　　为筹钱聘纨绔子弟担任球队顾问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断12年后，第14届奥运会定于1948年7月举行，地点为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伦敦。此时，蒋家王朝尚处苟延残喘之际，再加上忙于内战导致“囊中羞涩”，面对奥运代表团，他们连续第三次（此前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及1936年柏林奥运会）扎紧了“钱袋子”。

　　按预算，到柏林参加奥运会，全团需要美元15万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与张伯苓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放下颜面，多次到政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项“游说”工作始于2月，止于6月，整整4个月，终于从政府处磨到2.5万美元。为此，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忙得有些不亦乐乎，从申请到拿钱，他奔走于各衙门达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趟。

　　可是还差10多万元，怎么办？这时，“趁火打劫”的“财神爷”来了。香港有个富商，名叫胡文虎，因为喜欢足球，他自己养着一支足球队，名为星岛队。他让儿子胡好找到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提出愿意支付足球队参赛费用，但条件颇为苛刻———必须选拔星岛队12名球员进入国家队，并参加奥运会比赛。当时，足球队一共只能上报18名球员参赛，这岂不是让星岛队升格为国家队吗？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拒绝，胡好则当即表示：要钱，没有。王正廷听说此事后，凭借其在中国体育界的声望（王正廷为第一个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致电胡文虎。胡文虎表示，只能支付足球队出国的船票，前提为让想借机出国游览的胡好担任足球队顾问。为了钱，王正廷无奈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疲劳过度拼凑阵容应付比赛

　　鉴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中国足球队在东南亚的“优异表现”，代表团决定，足球队再度“卖艺”东南亚，靠门票收入为全团筹款。

　　1948年4月底，中国足球队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江湖卖艺生活。

　　在菲律宾马尼拉。为节约开支，再加上当地华侨的帮助，全队住进当地一家体育俱乐部的集体宿舍，所谓宿舍，也就是一间由木制屋架和木制屋顶构成的大厂房。厂房内除了一排排头顶着脚、脚连着头的小短床，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家具。足球队在这里“蜷缩”着住了6天，踢了5场比赛，竟然全胜。

　　在越南，中国队成为当地的明星人物，受追捧情景宛如今日之巴西队访华。尽管当地天气极为炎热，但在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仅能容纳万人的看台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临近比赛时，仍有上万名没买到票的观众徘徊在球场外，不忍离去。于是，有人爬到大树上“观望”比赛。更有甚者，居然爬到球场主席台的棚顶上。最后，棚顶不堪重负，轰然倒塌，很多人被压伤摔伤——这真是个凶兆！

　　比赛时，中国队对当地的高温天气极不适应，当地球场又极不正规，球场不但又短又窄，且遍地都是小石块儿。越南球员动作非常粗野，他们将一名中国球员猛撞倒地后，竟然又穿着铁钉鞋狠狠地踩在中国球员的胸口上。这名中国球员当场昏迷不醒。被抬下场后，经医生急救，他才渐渐有了知觉，但此后长久不能剧烈运动。后来的比赛，因大家极度疲劳，而且普遍伤痕累累，几乎不能排出完整阵容出战，只得拼凑应付。这样的情形，不知是“卖艺”，还是摧残。

　　后来，为争取时间多踢几场比赛，足球队搭乘飞机辗转于东南亚各地，不过，他们乘坐的飞机多是简陋、过时的小飞机。飞机不但飞得慢，还经常颠簸。一次，飞机的门窗嘎嘎作响，冷风由此呼呼而入，此时，机舱内的红灯不停示意大家系上安全带。有些胆小的球员吓得拿毛毯蒙住头，不敢动弹。

　　足球队领导怒打总教练

　　正当大家一路辛酸奔波于东南亚各地时，正在国内的郝更生（国际奥委会委员，当时国民政府的体育主管官员，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台湾）却大骂足球队“伤风败俗”、“走私”。原来，足球队为筹款而没有参加同时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而全运会由郝更生全面负责，足球队不参加全运会，等于没给郝更生面子。

　　郝更生的谩骂于无意间传到了东南亚。7月，凭借足球队上缴的门票收入，郝更生得以获得出国费用，以总教练的身份率领奥运代表团其余队员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与足球队会合后，准备开赴伦敦。

　　足球队领队容启兆见到郝更生后，让郝更生拿出足球队“走私”的证据，郝更生则矢口抵赖。历经磨难，却受冤屈，容启兆一时性起，给了郝更生两个耳光。郝更生毕竟是容启兆的上司，他大声喊道：“你怎敢动手打人？”容启兆不由分说，又给了他两个耳光。郝更生则一边躲藏，一边叫道：“我去报告蒋委员长，把你们足球队都拉回国！”此言一出，站在一旁的足球队员们一拥而上……

　　自己带粮食住奥运村

　　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此时的伦敦，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物资缺乏，物价昂贵，中国代表团只得从国内运去大米、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因为支付不起奥运村的租金，全团寄宿在伦敦当地的一所小学里，以教室为宿舍。

　　在伦敦，不但住宿条件差，饮食也遇到很大问题，基本都是从国内带来的大米、榨菜、腐乳、酱菜等。如果运气好，组委会偶尔会给队员配发少量肉类、牛奶及面包，但这些营养对运动员来说，还远远不够。

　　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足球赛制一样，预先抽签捉对厮杀，负者直接被淘汰回家。经过抽签，中国队遇上了土耳其队。比赛开始之前，当时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充当了一回“间谍”，他们给足球队寄来“鸡毛信”，信中，土耳其队的战术特点、各个球员的优缺点，尽在其中。这让当时已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李惠堂如获至宝。不过，李教练也有烦心事，当时规定，开赛时排定的11名球员，即使受伤，中途也不得更换。此时，足球队的18名球员已是伤兵满营。排兵布阵时，李惠堂捉襟见肘，恨不得亲自披挂上阵。

　　8月2日傍晚，比赛在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球场举行。此时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球场上出现一个个小水坑。内行人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踢球，球会变得很重，球场也很湿滑，不利于控制球，使讲究技术配合的球队难以发挥，而对人高马大、体格强壮的球队而言，这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不巧的是，中国队历来讲究技术，土耳其队队员基本都在1.80米以上。

　　比赛开始后，土耳其队的战术极为简单，高球直接吊向中国队禁区，由他们身高1.84米的高大前锋完成射门，这一招很奏效，居然进了4个球。中国队则叫苦不迭，因为场地泥泞不堪，球在脚下已不听使唤，拼头球，则难敌高大的土耳其人。最终，中国队以0比4失利，只好直接打道回府了。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应邀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但因当时有人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即将闭幕时才赶到赫尔辛基。到达赫尔辛基的奥运村后，参加1948年奥运会的足球队守门员张邦伦有幸成为旗手，将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会赛场。

　　足球队赶到赫尔辛基时，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基本结束，不过，东道主芬兰队特意邀请中国队踢了几场友谊赛，总算不枉此行。奥运会结束后，足球队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地访问比赛，尽管在各地受到热情欢迎，但大家也体会到足球水平与足球强国的差距。

　　此后，新中国第一次派出国内优秀足球选手赴匈牙利学习深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足球运动的中坚力量。

　　1988年汉城奥运会

　　1987年，中国足球队参加汉城奥运会预选赛，时任主教练为高丰文。10月26曰，主场输球的中国队在客场东京与日本队背水一战，凭借柳海光和唐尧东的入球，中国队以2比0战胜日本队，两个回合总比分2比1（中国队曾在主场0比1负于日本队），中国足球队获得进军汉城的门票。此时，高丰文的声誉达到巅峰。因为大众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始于高丰文。

　　可是，这个胜利似乎并不值得庆贺。冷眼者认为，这次所谓的“历史性突破”并不是自己争来的，而是一场机缘巧合。此次亚洲区预选赛，赛程几乎就是特意为中国队安排的——整个亚洲分东、西亚两个赛区分开比赛，各争一个出线名额。当时，亚洲的强队基本集中在西亚地区，东亚最强的韩国队作为东道主，无须参加预选赛而直接出线，惟一的竞争对手日本人几乎还不会踢足球，山中无猛虎，中国队想不当大王都不行。

　　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与联邦德国队、瑞典队及非洲弱旅突尼斯队同在一组。在对联邦德国队的比赛中，对手强大的攻击力让中国队毫无还手之力，以0比3败阵。这场比赛，让中国球迷领略了“轰炸机”克林斯曼、“矮脚虎”哈斯勒的风采。随后，中国队又以0比2负于瑞典队，0比0战平突尼斯队，三场比赛，一球未进，净负5球。当时的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讽刺中国队为“最没进取心的球队”，确不为过。后记：

　　伦敦奥运会，中国选手又在初赛被淘汰。8月12日奥运会即将闭幕时，英国《镜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的人手执白色大旗，大旗上的五环，竟被作者画成了鸭蛋状。“鸭蛋”下则写着 1932、1936、1948 的字样，很明显，这是讽刺中国奥运代表团参加三届奥运会，均是以“零”告终。

　　奥运会结束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各奔西东，不知去向。足球队则因没有回国路费，滞留于英国。后来想尽办法，他们从当地华侨手里借了钱，踏上归途。为了还这笔钱，足球队在回国途中，再次在泰国等地“卖艺”筹钱。8月底，大家总算结束了这趟辛酸之旅。

　　讲述人：张家枫、张家梅、张家榴（张氏三姐妹，其父张邦伦曾参加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1952年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两届奥运会均为中国足球队主力门将）、殷宜国（张家枫之夫），四人现居上海。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