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含义的又一种新解读

　　实习生 刘文婷 本报记者 张育新

　　哈尔滨，一个只有百年历史的城市，城市名称的含义却扑朔迷离。先后有过“晒网场说”、“阿勒锦说”、“人名说”、“荣誉说”、“羊肩胛骨说”，最后定格为“天鹅说”。最近，哈尔滨日报新闻研究室主任赵力先生，在通读《吉林通志》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官渡说”，作为一家之言——

　　百年哈尔滨

　　地名含义扑朔迷离

　　在中国大城市中，名称含义如此扑朔迷离的，只有哈尔滨。

　　赵力先生是地方史研究的专家，一直关注着哈尔滨地名的争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官渡说”。

　　据赵力先生介绍，把哈尔滨地名弄得扑朔迷离的“罪魁祸首”，是俄罗斯采矿工程师阿奈鲁特。这位对满语一无所知的沙俄殖民主义先驱，在他1898年出版的《1896年吉林下航记录》一书中，这样说道：“哈尔滨为满语的‘晒网场’或‘当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称谓。”他是怎样知道这些信息呢？没有交代。接着，东省特别区东陲商报馆在1922年出版的《哈尔滨指南》响应了“晒网场”之说。从此，以讹传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哈尔滨是晒网场（又叫晾网地），这一点本不错。在清朝，松花江的鲟鳇鱼和大白鱼是朝廷指定的贡品，当地衙门设立官网，指派渔民在江上打鱼，并把部分江岸划为晾网地，供他们休息、耕种、晒网。但是，阿奈鲁特凭着想当然，把哈尔滨说成是满语“晒网场”，就未免失之轻率了。

　　对阿奈鲁特“晒网场说”，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民初学者、吉长报社撰述魏声和。他在出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吉林地志》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滨江县，土名哈尔滨。“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望之如哈喇，蒙语因称哈喇滨。”这位江苏汉族人，缺乏东北少数民族语言知识，他的另说，自然就失去了说服力。1922年，东省特别区东陲商报馆出版了《哈尔滨指南》，采纳了阿奈鲁特的“晒网场说”。

　　1978年，满族学者关成和振臂一呼，用他的“阿勒锦说”彻底否定了“晒网场说”。“阿勒锦”是满语，也是它的祖语女真语，一位黑龙江省满语专家曾翻译为“公水獭”，后来，有人发现更权威的解释，即：名誉、荣誉、声誉等。清朝宗室学者奕赓在《佳梦轩丛著》中解释为“流芳之芳”。

　　“阿勒锦”又作“蔼建”，见于《金史》，是辽金时代哈尔滨地区生女真人完颜部的一个村庄。公元1096年，金穆宗盈歌曾在那里亲自迎接凯旋归来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如果此说成立，哈尔滨的历史可上溯近千年。但是，这一新论太过浪漫，缺少科学的支撑。大家知道，在辽金时代的哈尔滨地区，一度城镇林立，村屯相望。海陵皇帝迁都燕京，金源内地走向萧条。接着遭逢元兵侵掠，明代废弃，清朝封禁，金代的文明传承基本上彻底切断。绝大多数城镇、村庄消失了，就连恢弘的金上京会宁府、军事重镇寥悔城，都化作废墟，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小小的阿勒锦村何能独存？

　　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没有站住脚。

　　美丽的“天鹅说”成为官方说法

　　赵力说，用一知半解的满语（及其祖语女真语）知识，来研究哈尔滨名称的含义，本来就力不从心，而浮躁的学术氛围，使讨论陷入了文人攻讦的泥沼。赵力告诉记者，王禹浪和纪凤辉是研究地名的热心学者，他们留给家乡两本著作，一本是纪凤辉的《哈尔滨寻根》，一本是王禹浪的《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文章都充满激情，也不乏火药味。最后，王禹浪先生洋洋洒洒的“天鹅说”，成为这场争论尘埃落定的绝响。

　　赵力认为，禹浪先生为“天鹅说”作出了很多努力。他把哈尔滨与满语“天鹅”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热爱家乡、热爱自己民族的潜意识。然而赵力并不认可“天鹅”说。他说：首先，在清代哈尔滨地区，满语对祖语女真语的继承，是口语化的。天鹅的女真语直译汉文“哈尔温”，与“哈尔滨”不存在任何继承关系。

　　其次，清代的官方汉语与宋元明的官方汉语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也必然反映在对满语和女真语的翻译上。比如：“金”，在宋元时代被直译为“按出虎”或“阿触浒”，在清代则直译为“阿什”；“狼”，在宋元时代被直译为“女奚烈”，在清代则直译为“钮祜禄”；“雷”，在宋元时代被直译为为“阿典”，在清代则直译为“阿克占”。还有“天鹅”，在宋元时代被直译为“哈尔温”，在清代则直译为“噶鲁”。由此可见，我们直接向女真语求证哈尔滨含义，无疑是在缘木求鱼。

　　再次，满语也存在方言。例如，“雷”的北京满语发音为“阿克占”，黑龙江满语发音为“阿个东”。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赵力说，全国最权威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媒体上保持缄默，是出于治学的严谨。

　　从一些资料中发现，“天鹅”的北京满语发音为“噶鲁”。双城一带满族人的发音是“哈搂儿”，当地的水泉乡有个村子就叫“哈搂儿窝铺”。“噶鲁”或“哈搂儿”，直接音转为哈尔滨，似乎不大可能。

　　赵力说，阿奈鲁特在他的《1896年吉林下航记录》一书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哈尔滨“或‘当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称谓。”他的这句话，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民国以前，用姓氏和人名命名是哈尔滨地区地名的特点之一。对这一规律并不熟悉的阿奈鲁特，认为哈尔滨为“当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称谓，应当说不是凭空杜撰。但是，我们目前还找不到支持这一说法的佐证。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武断地否定阿奈鲁特的“第二说”，万福麟监修的《黑龙江志稿》记载，这一带少数民族中有姓“哈勒斌”的，“哈勒斌”与哈尔滨土语发音完全一致。我们不能排除这一可能。

　　在王禹浪《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中，影印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清末《黑龙江舆地图》，上面标有“哈尔滨”、“大哈尔滨”、“小哈尔滨”三个地名。这就使哈尔滨这个名字更加扑朔迷离。

　　王禹浪先生认为，“《黑龙江舆地图》中所标注的‘大哈尔滨’、‘小哈尔滨’，民国以后则被转写成‘大嘎拉哈’、‘小嘎拉哈’。”“嘎拉哈”是满语，就是猪、羊、牛的膝盖骨，“搋嘎拉哈”是满族女孩最喜欢的游戏。但是嘎哈不是嘎拉哈，嘎哈是满语“乌鸦”的意思。

　　赵力说，为了寻找这两个地名，他认真查阅了《吉林通志》——这是有清以来，经过长期准备，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付梓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省志。在《舆地志》中找到了大、小“嘎哈”。其《舆地志——宾州厅》（当时阿什河中下游均隶属于宾州厅）载：正西迤北距厅“一百一十八里镶红旗屯，一百二十二里达子营屯，一百三十里小嘎哈屯（即今阿城区小嘎哈屯），一百三十三里杨木林屯，一百三十五里义兴泉屯，一百三十六里马家店屯，一百四十里赵家崴子，一百四十五里大嘎哈屯（即今成高子镇），一百五十里摩琳街（即今莫力街）……”

　　鉴于记载详备的《舆地志》没有出现大、小哈尔滨和大、小嘎拉哈，以及以地望珍之，可以断定大、小嘎哈，就是大、小嘎拉哈和大、小哈尔滨。

　　《吉林通志》的“官渡口”

　　哈尔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小渔村，有人说是小集镇，都来自于想当然或道听途说。赵力根据《吉林通志》的相关记载，提出“官渡”说。赵力告诉记者，自己的研究不是想否定谁，而是提出一种更接近事实的说法，让专家们参考。

　　光绪十七年，哈尔滨地区（其中马厂甸子屯、拉拉屯以东归宾州厅管辖）隶属于双城厅，是双城的偏远乡村。令人奇怪的是，村镇记载甚详的《吉林通志》，在双城厅下却没有哈尔滨的名字，在那个方位上出现的地名标志是“官渡口”。

　　《舆地志-疆域中-双城厅》：“正北迤东距厅（今双城市双城镇）……九十里登李屯，九十五里陈家洼子屯（今道里区新发镇五一村陈家洼子屯），一百里大亮子屯，一百一十里古家窝铺，一百二十里长沟子屯，有松花江官渡口，通黑龙江呼兰厅路”。

　　《舆地志-疆域中-宾州厅》也如此：“西北距厅（今宾县宾州镇）……一百四十里偏脸子屯，一百四十五里石人沟屯，一百四十八里荒山嘴子集，迤北十余里，有松花江呼兰河口、官渡口，通黑龙江呼兰厅等路，一百五十里马厂甸子屯，迤北一百五十三里孙家屯”。

　　上面的一些地方，有的还在，有的已淹没于都市中。赵力先生曾到《舆地志》中出现的村庄实地考证，得出的结论：“官渡口”就在今天的防洪纪念塔下，中央大街就是当年官渡口的栈道。

　　赵力说，为什么史官没有在双城厅下标明哈尔滨船口？用疏漏来解释，显然是不客观的。我认为有这样一种解释还可以说得通，那这就是“哈尔滨船口”为汉语“官渡口”的满汉合璧词组。

　　“满汉合璧”——花名用满语，属性用汉语，是哈尔滨地区地名的一个重要规律，也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的体现。比如松花江，松花，是满语；江是汉语。阿拉楚喀城，阿拉楚喀是满语，城是汉语。呼兰县，呼兰是满语，县是汉语，等等。

　　如此，“哈尔滨”的“哈尔”，应该是满语，它是什么意思呢？据老前辈金启孮先生在富裕县三家子屯收集的地方满语单词，“官”的发音为“哈楞”（北京满语发音为“哈番”），特别近似哈尔滨的土语发音“哈拉”。“滨”是汉语文言“津”的音转，即渡口。这在《金史》上可以找出类似的佐证，《腊醅、麻产传》中，有一个渡口叫“妒骨鲁津”，大致方位就在今天哈尔滨沿江南岸。

　　如此，赵力提出新的哈尔滨地名含义观点——“官渡说”。

　　赵力告诉记者，最近，他意外地得到俄罗斯人写于19世纪初的一篇纪实文章《初到哈尔滨》。有几段话很有意思：

　　哈尔滨这个名称，就其起源有多种说法。哈尔滨没有有关它的汉文记载，只不过是根据发音而写出来的。它来自满语，意为“浅滩”、“渡口”。

　　赵力认为，“渡口”的记录是接近正确的。

　　赵力说，按照1900年出版的官修的《吉林通志》记载，官渡口的位置在“长沟子村”下游附近，又说长沟子是驻军的“卡伦”，俄罗斯人也看见了，称之为江畔清兵营盘。

　　《初到哈尔滨》原文写到：“4月12日，我们几个人在希德洛夫斯基带领下，乘坐骑去松花江边。在高岗的边缘，即后来称之为新市街的地方，困惑使我们停在那里。眼前很远的地方，可见到松花江及沿江狭窄的高地，可以看清一座炮台。后来建成的松花江火磨就在炮台的位置。现市立公园还有几座草房，傅家店也无非是有三五座草房的小村子。在沿江高地和高岗之间是一片广阔的生长芦苇的水面，其间露出满是荒草的小岛。路在哪里？翻译向在田间耕作并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的中国农民问路。这些庄稼人告诉我们，沿高岗向东才能下坡并找到去江边的路。路上尽是水洼地，但毕竟把我们引到江边高地。”

　　这些表述是客观的，《吉林通志》也反映了当时的荒凉，1900年，哈尔滨从西河沟到道外一带，只有长沟子屯、马厂甸子屯。顾乡、正阳河、傅家店、四家子均没记录。俄罗斯人的“别无选择”，也间接地告诉我们，当时根本不存在“哈尔滨村”，没办法，他们只好到比较近的香坊烧锅驻扎。俄罗斯人的这个说法，与《吉林通志》吻合。

　　赵力说，最近他读到了俄罗斯人拉丽萨·克拉夫琴科1989年撰写的文章《追溯哈尔滨的由来》，文中利用了大量俄罗斯人记述的资料，对哈尔滨“官渡说”有所补正。文章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满语，意思是‘渡口’。从本质上讲也合乎逻辑，因为什德洛夫斯基选择这个地方建桥……”1896年，俄罗斯旅行家阿涅尔特·埃·埃在满洲河流域游历，之后记录到：“哈奥滨是阿城市（即阿勒楚喀城）的码头。”俄罗斯人头一个单词发音不准确，因此在俗语和公文中开始把指挥基地称为哈尔滨。

　　赵力说，俄罗斯人的这些记述，客观上对他的“官渡”说给予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