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成长轨迹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李克强就读北大期间与老师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李克强

　　200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许，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总书记胡锦涛率领新一届常委，依惯例前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

　　新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亮相，是十七大的亮点之一。胡锦涛以他一贯平和的口吻介绍“比较年轻”的他们，一位54岁，一位52岁。

　　聚光灯下的李克强在向现场挥手致意时，面带着他一贯的微笑。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他展现给外界的形象，很多人用“温文儒雅、沉稳内敛”来形容。

　　4个多月后，即2008年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名，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和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新一届国家机构次第产生，人们用热烈的掌声献上由衷的祝贺的同时，也想了解这位高层政要的成长轨迹。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七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李诚、龚祥瑞、马石江、季羡林、王照华、萧灼基、厉以宁……

　　国学大师李诚的得意弟子

　　2008年4月10日下午，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年纪只相差两岁，两位政坛“年轻人”的见面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李克强祖籍是安徽定远，东吴名将鲁肃、南宋名相董槐、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均出于此。李克强“自报家门”，笑着说：“我特别荣幸的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见你！”陆克文则热情地表示，他曾去过安徽，那是中国很美丽的一个省份，希望有机会再到李克强的家乡“去看一看”。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著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

　　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

　　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渴望知识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

　　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