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对话人物：周光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

　　对话动机：刑法修正案七并未如期审议，这个工作在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职首年正式启动，学者、实务和立法机关人士周光权，详解修改背景。

　　修刑法存三大背景

　　新京报：法学界有一些声音觉得刑法的修改总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

　　周光权（以下简称周）：刑法的修改，涉及立法的一个基本方向或基本的价值观问题。1997年的刑法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犯罪的设置也是比较全面的。在中国危害很大，刑法又不能追究的行为已经不是很多，对刑法做些小的修改，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也是合理的。

　　新京报：这次修改整个的大背景是什么？

　　周：主要是三方面问题。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些新型的公民权益需要保护，所以这次就增设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这样的规定，目前的刑法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

　　第二个背景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犯罪现象增加，比如说公众所关心的“老鼠仓”等。

　　第三个背景是惩治腐败。惩治腐败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对刑法修改提出了要求。比如说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直接收钱，而是利用他的近亲属或者有特定关系的人收受财物，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司法机关没有去合理的解释当前的刑法，未能有效惩罚犯罪。

　　以前没有“宽”的先例

　　新京报：这次修改的绑架罪和逃税罪，处罚在一定条件下没现在这么严厉了，这样的修改在以前不常见。

　　周：宽严相济是这次刑法修订的亮点。有的犯罪的法定刑增加了，因为社会普遍反映它的处罚力度较轻，比如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前最高刑是五年，但这次最高刑增加为十年。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有最高刑是十年的，多数国家最高刑是七年。

　　那么宽的一面，一个是绑架罪，我觉得这个修改是最引人注目的。1997年的刑法起点是十年，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的起点还高，这次修改就做到了法定刑配置上的科学和合理。

　　另外一个就是偷税罪，偷税罪当中特别增加了一款，首次偷税在税务机关通知以后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新京报：刑法的修改，有没有这样“宽”的先例？

　　周：没有这样的规定。整个刑法条里这是第一条。

　　新京报：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周：这个规定很合理，一个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合理衔接，另外充分考虑了刑法设立偷税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刑法设立偷税罪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确保国家税收能够足额完成。

　　受贿罪扩大了主体

　　新京报：这次贿赂犯罪的修改，特定关系人是不是弥补了刑法的空白？

　　周：这次扩大了受贿罪主体范围。实际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他关系密切的，如果通过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财物，然后谋取利益。这些人本来就是受贿罪的共犯。按原来的刑法规定，同时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的规定，本来就可以处理。所以这次的修订只是说从深了，或者说把这个构成犯罪主体的范围明确了。

　　此外，追究离职者的受贿罪，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就会影响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因为离职的人没有职务便利了，按照现在刑法规定是处理不了的。

　　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