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李扬

　　30年前，发轫于安徽农村的改革迅速推向全国，掀起了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帷幕。2008年，在改革开放行至30年之际，又一轮农村改革的大幕正在开启。

　　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确立了方向。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应《文汇报》之邀对此发表见解。

　　关键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文汇报：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预示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将经历又一次重要变革。这一轮农村改革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厉以宁：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举世瞩目，可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城乡二元体制，多年来基本上未被触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被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今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民收入无法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

　　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

　　文汇报：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情况时说，“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这一改革方向。

　　厉以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呼唤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现行土地承包制已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散在一家一户，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农民对土地加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就很难提高。当前土地承包办法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合理科学配置土地资源，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承包权的各种有效流转形式。

　　农村户籍背后的土地制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都需要尽快改革，必须在政策、法律、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变革，尽快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还要大胆改革试验，开辟一条新路。所以，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文汇报：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您认为哪些做法是具体可行的？

　　厉以宁：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也就是说，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制不变的条件下，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实行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尤其是采取转包、租赁、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促进规模经营，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此外，还可以试行“土地银行”经营方式，即外出务工的农民，或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把所承包的土地存入农村信用社，按年取得利息。

　　只要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起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局限性就可以大大减少，而城镇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只要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大，城镇建设配套工作跟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可以逐渐转向一元户籍制度。这样，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也将明显地增加，因为他们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能得到“财产性收入”，如土地租金收入、“土地银行”支付的利息、土地使用权入股后的红利等。

　　农民宅基地流转的设想

　　文汇报：宅基地问题似乎更为复杂，亟需出台明确政策。

　　厉以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受到现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制约，最普遍、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既无法流转，又不能抵押，制约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不仅不利于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严重阻碍着城镇化进程。

　　宅基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集体”概念一直含糊，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面盖的房屋为个人所有。目前的基本做法是，通过政府对宅基地的征用，实行宅基地国有化，而农民则得到一定的补偿。但实践表明，这种做法会留下一些后遗症，而且农民对此也不满意。有没有其他的处理农民宅基地的方式？大体有以下三种设想：

　　(一)宅基地随承包土地的流转而一并流转。

　　(二)宅基地出售给农村或城市中的其他人，或出售给企事业单位。

　　(三)宅基地的置换。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及其家属把自己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交给县市政府处理，换取城市户籍，并得到一套居住面积大体上相当的城镇公寓住房。在有的县市，地方政府如果财力许可，还可以再给这些农民以城市低保待遇。这样，农民及其家属就可以安心地迁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了。这种方式的程序和手续要复杂一些，但将来的纠纷和麻烦会减少很多。

　　初步看来，宅基地的置换是上述三种方式中的最佳选择。这样，农民及其家属就可以安心地迁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了。如果以后农民愿意回乡居住，或者回乡经营店铺、作坊，因为他们的宅基地已经进行了置换，并且在城镇中得到了面积相当的一套公寓住房作为补偿，所以不能再以无房可住为理由向村里申请宅基地。

　　文汇报：那么具体到宅基地的抵押，怎样的制度设计比较合理？

　　厉以宁：具体到宅基地的抵押，我认为较好的做法是，组建“土地银行”之类的农村金融机构，或容许条件较好的农村信用社或乡镇银行兼营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抵押业务。

　　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抵押问题，应当及早落实。要知道，无论是外出务工和迁居城镇的农民，还是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出于生产或生活的需要，急需一些资金，但往往借贷无门。他们以自家的承包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抵押而获得一笔贷款是正常的。一旦土地抵押行为规范化了，农村、农业保险工作加强了，农村经济就增添了活力，不仅外出务工和迁居城镇的农民受益，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受益，而且城市居民同样受益。

　　世界最大的待开发市场

　　文汇报：这一系列举措实施后，会给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什么变化？

　　厉以宁：随着农民承包地的流转和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展开，以及宅基地抵押问题的解决，我相信农业会有大发展，农民收入会增长，城镇化速度也会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至今仍是以投资带动为主。消费，尤其是民间消费，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与投资带动相比，依旧居于次位。扩大内需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如何扩大内需？我认为关键是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调整农民的消费结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加上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逐渐消除，必定会引起内需的大突破。

　　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的市场在哪里？就在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包括迁居城市的农民和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的“待富”群体，一旦他们走上小康、富裕的道路，将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本报北京10月2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