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肥淠河路附近有一些废品收购站，但是这些收购站有一些固定的‘客户’，那就是前来销赃的小偷们。”昨天，本报读者杨存冈给热线打来电话，表示想和记者共同采访这个新闻。

　　一大早，42岁的“市民记者”杨存冈就赶到报社，约了本报的指导记者出发了。记者陪着他深入现场，并鼓励他按着自己的思考和设计去采写新闻。昨天下午4点10分左右，本报记者和杨存冈一起来到淠河路一家废品收购站，杨存冈称想暗访，于是记者让他“打头阵”。杨存冈随后进入废品收购站，直接询问老板，“你们收购赃车吗？”闻听此言，废品收购站老板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立刻表示不收。

　　离开这家收购站，记者“点拨”杨存冈：暗访要掌握技巧，不能太直接，要会“演戏”，随后记者和他来到另一家收购站，有了上次的教训，杨存冈“老练”多了。他上前“含蓄”地告诉老板，要卖电动车。店里的工作人员查看了我们的电动车之后，索要购车发票和行驶证，得知记者只有车钥匙后，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马上拒绝收购。不一会，来了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问记者：“车子想卖多少钱？”记者回答：“1500。”中年男子提出价格太高，还说“价格太高，要是小道来的，万一被别人偷了，就太亏了。”话虽这么说，但中年男子始终没有放弃收记者“来路不明”的电动车，只是在价格上不愿出高。最后，记者称价格太低离开了那家废品收购站。

　　半天暗访下来，杨存冈已有所体会，他说：“本以为做记者很轻松，而且我也事先准备了，但真采访起来，和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调查采访、整理思路、写出稿件，一天的紧张采访结束后，杨存冈最初的好奇和激动，已经被记者这个职业的辛苦所替代。

　　市民记者 杨存冈 本报记者 周晔 袁星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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