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国家级贫困县云南永善县公安局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嫁爱女，婚宴在县公安机关办公大院举行，轰动全城。喜宴规模接近500桌，参宴人数有四五千人；有几十名警察、法官为宴会抬菜；喜宴共设3个收银台，其中一个收银台由县民政局一名副局长记账，3个收银台半天进账58600元。(11月5日新华网)

　　看完这则新闻，不禁让人“长叹息以掩涕兮”——哎，偏偏又是“国家级贫困县”！虽说，婚丧嫁娶，本是人之常情，但如此“出格”的嫁女，正如公众质疑的那样，“公安机关办公大院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公共场所，难道阙政委私人可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那么多公职人员脱岗去为他家办私事，老百姓去找谁办正事呢？”

　　然而，对于政委来说，公权就是可以这么随意捏弄，就是可以这么恣意践踏，就是可以这么为所欲为。难道不是吗？哪还有什么工作时间，业余时间之分？哪还有什么行政场所，饭馆酒肆之别？哪还有什么公职人员，私人家丁之说？政委嫁女，公权居然成了“陪嫁”，成了摆阔与敛财的“私器”，怎不叫人痛心？

　　此类问题性质严重，已触犯党纪国法。《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在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中，侵犯国家、集体、群众的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从重或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按理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父母官，本该对公权更为敬畏才对。然而，为何类似的“丑剧”反而甚嚣其上呢？笔者认为，这与对此类问题缺乏“问责”，或者“问责”力度太小不无关系。对于此类问题，通常的处理方式，要么是习见不鲜、麻木不仁；要么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要么是就事论事、泥于教条，等等。笔者认为，政委嫁女干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作为执法部门带头违法乱纪，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其示坏效应不容低估，有关部门必须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