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早晨，当不少重庆市民准备“打的”上班、赶火车、赶飞机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往日满街跑的出租汽车全都不见了，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3日上午已连续召开了几个不同层面的会议，研究处置方案，采取五项具体措施全力平息罢运风波，使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11月4日《东方今报》）

　　应该说，在应对这场罢运风波中，重庆市政府机关部门反映灵敏，行动迅速，积极应对，可谓措施具体，力度很大。但是，这场罢运风波决不是偶发事件，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蓄意活动。匪夷所思的却是，政府机关却是孩子死了才来奶，见到棺材才落泪。罢运风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相关部门早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出租车车主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气难、运价低、罚款多等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小事到底是如何积累成大事的？至少从10月30日以来，出租车业内就开始风传11月3日进行罢运，罢运事实上已公开化了，而且还有人上街散发罢运传单，相关部门为什么如此然麻木迟纯呢？这些，所有这些，不彻底查清并认真解决好，重庆市难保不出现批二次、第三次罢运风波。如果说要调查罢运风波的话，应该是进行倒查，首先查清政府机关的责任。

　　“通则无怨，怨则不通。”政府部门“赌”了出租车司机的心，司机“荒”了市民出行的路，这次罢运事件一点也不复杂，就是因为群众的正当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激发的。出租车车主及司机对黑车多、罚款多、收费多早就有很大意见且无处倾述或者反映后不被重视，这种长期心理积怨，不是在忍耐中沉默，就是在忍耐中暴发，运用罢运来发泄不满情绪是迟早的事情。

　　按理说，以民为天的各级政府机关对于出租车车主及司机的积怨应该是明察秋毫，及时发现，认真听取，果断处置。可是，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再到此次罢运都无一例外的有惊人相似之处：政府部门总是习惯于被动地充当着“消防队”的角色，常常是疲于应付事后的“扑火”，而不善于做好事先预防，防患于未然，这是为什么？群众的眼光还是亮的。尽管出租车罢运给市民带来不便，但不少群众和网民依然对罢运行为表示理解。他们认为罢运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涨价，而是让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降低规费，并打击其中存在的腐败行为。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对出租车监管权力的腐败上，皆因受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驱动。据反映，重庆市主城区共有两三千辆违法运营的“黑车”长期与出租车抢生意，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秩序。说句老实话，“黑车”就是权力腐败的产物，普通老百姓不是被逼迫到一定的份上，他敢养“黑车”吗，显然是不敢的。一些出租车司机“管你罚款、销毁，管你拘留、处理，也义无反顾加入到‘黑车’大军中”，恐怕不单是由于“利润高、形式简单”，更在于那些受人暗中保护的“黑车”的示范与引领。“光脚不怕穿鞋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一个大活人，弱者一旦产生豁出去的心理，后果将不可想象。

　　不难看出，罢运风波反映出了政府部门群众观念的缺失，是由于对百姓利益的漠视。这也是导致集体事件颇发和事发后政府部门总是当“消防队”、疲于“救火”的根本原因所在。对于出租车车主及司机的正当诉求冷漠也好，推诿也罢，都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机关办事人员的心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是抽象的，执政为民是空洞的，而“人民币”才是实在具体的。早在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重庆市出租车行业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个“原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才发生了这样一起不该发生的事件。假如政府部门能够视出租车车主和司机的利益为大事，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求，了解其疾苦，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以诚相待，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出租车车主和司机还会发这么大的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