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山仙踪——‘吾爱王子晋’”系列之三 谁曾“风闻子晋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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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传古洞，严冬雪拥神光膝；面接嵩峰，静夜风闻子晋笙。”
这副对联，和尚“神光”与神仙“子晋”对仗——“子晋”是“升仙太子”王子晋，“神光”是“立雪断臂”、求法初祖达摩的禅宗二祖慧可。
这对联，不在别处，恰在嵩山少林寺。
也许大家到过少林寺，不曾留意这副对联。
古柏掩映下的山门广场，也就是山门之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坊，青石材质，南北纵列，宛若从东、西两个方向步入少林寺的名副其实的“山门”。石坊形制相若，雕梁画拱，明代徽王府（府第在今禹州市）捐建，通高5．9米，坊柱间距，都是3米。
东石坊东面（外侧）横额刻写“祖源躄本”，两柱东面（外侧）镌联：“地在天中，四海名山为第一；心传言外，十方法教是初元”。东石坊西面（内侧）横额刻写“跋陀开创”，其下坊柱，空白无联。“祖源躄本”与“心传言外”等，说的都是达摩与他开创的禅宗法教；“跋陀开创”，所言为嵩山少林寺的开创者乃天竺（印度）高僧跋陀。
西石坊东面（内侧）横额刻写“大乘胜地”，两柱东侧（内侧）对联是：“心传古洞，严冬雪拥神光膝；面接嵩峰，静夜风闻子晋笙”。西石坊西面（外侧）横额刻写“嵩少禅林”，两柱西侧（外侧）有联：“双双玉井，碧澄冷浸千秋月；六六玄峰，翠耸光连万壑云”。“双双玉井”，说的是少林寺常住院西南少室山阴钵盂峰上二祖庵院四角各有一井，即“苦、辣、酸、甜”四井；“六六玄峰”，所言乃少室山共有六六三十六峰。
东石坊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西十坊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东、西二坊内、外横额，即“祖源躄本”等四横额正中，皆镌徽王篆书方章“徽国之章”。
之所以嗦这个，在于历时１２年才建成的两个石坊上，出现“子晋”：除却状写嵩山人文地理，石坊之文涉及人物，只有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少林寺开创者跋陀，道家升仙太子子晋。
王子晋是道家神仙，却与少林寺列祖列宗“同居尊位”；面对跋陀，徽王乃至当时的少林寺只说是个史事，不再多言，“跋陀开创”之下，无联无语。而对“子晋”，徽王乃至当时的少林寺，心怀尊崇乃至向往——“大乘胜地”横额，就是“静夜风闻子晋笙”。
在嵩山，王子晋与他的缑氏山，可谓“处处显灵”。
除嵩山太室中峰下“白鹤观”相传是子晋修真之地外，中岳庙也传说他在该庙所在之地升仙；立于嵩阳书院、通高９米的嵩山第一碑——“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则记述了唐玄宗为求长生不老，命嵩山道士孙太冲在嵩阳观（后嵩阳观由道观改为儒家嵩阳书院）、缑氏升仙太子庙炼丹的史实。该碑乃当朝宰相李林甫撰文，书法名家徐浩书丹。
作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与升仙太子似乎颇有“缘分”。早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少林寺就曾在寺内立碑，镌刻宋代文人楼异撰写的《少室三十六峰赋》（今存）与《太室二十四峰诗》（已失）。尽管诗碑已毁，《太室二十四峰诗》之《子晋峰》诗却留了下来：
当年会悟境中形，道骨仙气拟紫清。
二十四峰明月夜，玉笙须向揖仙听。
没有子晋与他的笙歌，嵩山的夜、嵩山的月、嵩山的人乃是嵩山的道士与嵩山的和尚，也许会很寂寞……
至于当下，子晋与他的笙歌，也就是一聊胜于无的传说耳。
蔡邕撰书《王子乔碑》
缑山，是座土丘，一个偶尔也会露出些许石头的土丘。
这样的山，也许谁稍一冲动，就能堆一座。而放在地壳运动中，缑山更算不上什么造化。
但是，这样的缑山却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占有“一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为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史上印制最为精美的代表之作；编纂始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印制完成在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康熙钦赐书名，雍正御笔题序颁布。
“全书分６汇编、３２典、６１１７部，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万象并有，图文并茂。”偃师市商城博物馆前馆长王竹林先生说，“在该书６１１７部中，其中就有‘缑山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缑山部》。”
在缑山，东汉学者、书坛宗师蔡邕撰写、书丹的《王子乔碑》已经遗失。所幸碑文有存，收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缑山部》。《王子乔碑》云：
王孙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也。闻其仙旧矣，不知兴于何代……初建斯城，则有斯丘。传承先民，曰王氏墓。绍胤不继，荒而不嗣，历载弥年，莫之能纪。洎于永和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当腊之夜，上（墓上）有哭声，其音甚哀，居者往闻而怪之，明则祭其墓察焉。洪雪下，无人踪。见一大鸟迹，有祭祀之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著绛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秃谓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取吾墓前树也（别在墓前采樵）。”须臾，忽然不见。时令太山万熙，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应，咨访其验，信而有征。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丹田）。其疾病瘵者，静躬祈福，即获祚；若不虔恪，辄颠踣。故知至德之宅兆，实真人之先祖也。
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昭示后世，是以濑乡（今鹿邑）仰伯阳（老子，字伯阳）之踪，关民（函谷关百姓）慕尹喜（老子学生）之风，乃与长史边乾，访及士隶，遂树之玄石，纪颂遗烈，俾志道者，有所览焉：
伊王君，德通灵。含光耀，秉纯贞，应大道，羡久荣。弃世俗，飞神形，翔云霄，浮太清。乘螭龙，载鹤襬，戴华笠，旧金铃。挥羽旗，曳霓旌，欢罔极，寿亿龄。昭笃孝，念所生。岁终阕，发丹情。存墓冢，舒哀声。遗鸟迹，觉旧城。被绛衣，垂紫缨。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咸怖惊，修祠宇，反几筵，馈？进，甘香陈。时倾顾，馨明？，匡流祉，熙帝庭，邦国，相黔民，光景福，耀无垠。
就在延熹八年（１６５年）蔡邕奉命撰写《王子乔碑》时，汉桓帝亦令著名学者边韶（当时担当老子故乡行政长官）撰写《老子铭》碑，刻立在梁郡蒙县（今河南商丘市北）。《老子铭》云：
厥初生民，遗体相续，其死生之意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谓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
《老子铭》碑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国家祭祀老子的实证。学者也多据此以为，老子此时已经开始被好道者所神化，而逼近道教主神太上老君矣。
倘若将延熹八年蔡邕撰写的《王子乔碑》与边韶撰写的《老子铭》互为参照，《王子乔碑》所言“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是以濑乡仰伯阳之踪，关民慕尹喜之风……德通灵，含光耀，秉纯贞，应大道……”云云，至少能够说明：在时人乃至皇帝心中，那时老子并非唯一值得祭祀乃至尊奉的道之圣者——何况蔡邕撰《王子乔碑》，边韶作《老子铭》。
只是当下热捧老子思想，不再从学子晋飞升罢了；看重桓帝对老子的祭祀，忽略桓帝对王子乔的祭祀罢了。
其实，南北朝南朝道教领袖陶、茅山道祖师弘景撰写《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为诸多等级（所谓“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其中王子晋乃是“二级神仙”，老聃（老子）乃至尹喜、黄帝、颛顼、帝喾、帝舜、夏禹等，则为“三级神仙”。
王子晋“流行”在东汉一代，与“谶纬”之学密不可分。
“谶纬”之学在东汉被视为内学，尊为秘经。因迷信成分太多，魏晋之后，日渐衰落；南朝刘宋，特别是隋朝之后，谶纬之书遭到查禁。
所谓“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并以此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间昭示未来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如“亡秦者胡也”等。“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编造的依附于“经”的著作，东汉流行的“七纬”，即《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皆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
谶当源出先秦，纬则晚出，通常以为始见西汉。之后，谶、纬逐渐合流，自东汉初年始，“谶纬”大盛，影响了整个东汉时期。
“谶纬”是东汉统治阶级的工具——既然桓帝尊崇、神化王子晋、老子、尹喜等，那么张道陵自然可以借势，拿来创建自己的“五斗米教”，即道教。
张道陵创立道教，正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理论依据，以王子晋升仙传说作为白日飞升的终极理想。
张道陵曾在中岳嵩山中峰之下的石室“承天谷”修道９年。“承天谷”与子晋修道之所“白鹤观”同在中岳嵩山中峰之下，王子晋鹤游嵩山，张道陵四川鹤鸣山创教，当不只是一种历史巧合。
缑山隐居《汉书》宗匠
子晋成仙，是嵩山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的结果。
浮丘公何许人也？早该交待，只因他实在模糊不清，权且借明朝《嵩书》作个交代——
浮丘公，姓李，居嵩山。修炼白日飞升。周灵王时，接引太子晋往来嵩山。今太室有浮丘、子晋二峰，皆因之得名也。世传其《原道歌》云：“虎伏龙亦藏，龙藏先伏虎。但毕河车功，不用提防拒。诸子学飞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护。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顾。”又所著有《相鹤经》。
《相鹤经》云：鹤者“阳鸟（与日进退，随阳之鸟）也，而游于阴”。“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寿不可量。”《淮南子》注：“鹤寿千岁，以极游。”
这些说法，也许能回答素信神仙的唐末大将、诗人高骈的疑问：“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
一般而言，子晋吹笙，而不是箫。笙、箫尽管相若（早期都是成排竹管、骨管或玉管的管乐），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儿。高骈也许没有弄清子晋笙、箫，忽略了子晋实是因了仙鹤，才能白日飞升的。
其实，一切自有因果。
汉代《古诗十九首·之十》《迢迢牵牛星》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就在牵牛织女“培养感情”，尚未“仙话”时，神仙子乔已让人觉得不能“追赶”。
《古诗十九首·之十》《生年不满百》曰：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式微，缑山迎来了“《汉书》学者”包恺与“骑牛读汉书”的李密。
魏征《隋书》云：“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萧该）、包二人为宗匠。”
“骑牛读汉书（牛角挂书）”，则典出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骑牛前往缑山求学包恺。《新唐书·李密传》云：“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边赶路边读《汉书》，恰巧遇到骑着快马的越国公杨素。
李密的好学与谈吐感染了杨素。回家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李密在你兄弟之上，将来有事，可与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６１３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入瓦岗军，并发布讨伐隋炀帝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罄竹难书”，典出在此。
隋唐时期，对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就“三史”而言，以《汉书》地位最高，《史记》最下——这是南北朝以来扬班（班固）抑马（司马迁）的延续。当下也有学者认为，隋唐“三史”之学，当以《汉书》研究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居末。统而言之，隋唐时期，“三史”之学已经取代“谶纬”之学，《汉书》研究是当时最为耀眼的“显学”。
“《汉书》学者”，一代“宗匠”包恺治学缑山，是缑山之幸。
这种幸运，也许因为缑山坐落在京都洛阳与中岳嵩山间的古道上，也许因为子晋在缑山升仙。
这种赓续，似不合逻辑，实有逻辑存焉。
缑山新建的仙君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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