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提出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其中从多个方面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您如何看待?

　　贾康:近年来，财政支农措施之多、力度之大，农民受惠之实、满意程度之高，是多年来少有的。我国财政对“三农”的支出逐年增长，过去七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各项支出的年均增幅都超过了20%。近三年增幅都在26%以上，今年达到了37.9%。今年，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达到5955.5亿元。按照《决定》的要求，今后“三农”支出还将继续稳步增长。财政支农资金的不断增加，对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及农村教育、卫生、社保、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国家加大“三农”投入将有哪些创新之处?

　　贾康:此次《决定》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就是，“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往年，我们谈到“财政投入增幅高于经常性收入增幅”大多集中在教育、科技等领域，这次把农业纳入进来，体现了财政支农将有一个稳定增长的新机制。

　　此外，《决定》为财政支农明确了方向，财政支农的力度将更大，范围将更广。比如，针对以往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的比重偏低的情况，《决定》就提出，要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过去中西部一些支农项目需要地方财政配套，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弄虚作假、挤占挪用等情况较多。对此，《决定》也明确，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等公益性建设项目，逐步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此外，《决定》还明确，“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应该说，这是在近年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加大支持种粮农民，这对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增产增收意义重大。

　　记者:财政支农的力度加大，农民群众将得到哪些实惠?

　　贾康:首先，财政支农将直接帮助农民群众增收。《决定》中提出未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之一，即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要达到这一目标，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比如，《决定》提出“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财政“托底”，粮农将得到实惠;《决定》还提出“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财政“补贴”，农民群众将直接获益;《决定》还明确，要“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这也将帮助广大农民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此外，财政还要帮助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这些举措都将直接带来增产增收。

　　其次，财政支农还将使农民享受更多公共服务。《决定》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的特点将更加鲜明，公共财政的阳光将更多的照耀农村区域。随着财政资金投入农村公共事业的比重增加，将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农村。

　　记者:我们注意到，《决定》首次提出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财政将有何举措?

　　贾康: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这也给我们明确了方向。目前还没有一个模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细化方案，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真正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等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

　　记者:农民群众要获得实惠，一靠投入，二靠政策。但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好的政策要真正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贾康:的确，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财政支农资金太分散，怎么把它们整合起来?怎么使财政资金的作用能够“放大”?这就要求，一是中央、省、市要按照资金分配规范、使用范围明晰、管理监督严格、职责效能统一的要求，对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行清理，制定统一的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二是要加快推进机构改革，改进决策程序，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和财政支出责任，整合涉农政府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参与资金管理。 (记者 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