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一，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夫人。1919年出生于江苏，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毕业于陕北公学，同年4月入党，1941年毕业于马列学院。解放后，曾先后在中央党校（原马列学院或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中组部党员管理处等部门工作过。现已离休。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要带走的一批书中，《大众哲学》又赫然在目。这本备受毛泽东青睐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早年红极一时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

　　“艾思奇”这个名字有点洋味，不知情者还常常发问他是哪国人，其实这原本是20世纪30年代他到上海之后才开始用的一个笔名，此前一直叫李生萱。这位天才的哲学家，真是不惜拿自己的名字幽了一默，将一个标准的中国名字改成了一个很革命的外国名字。他也没有想到，“李生萱”销声匿迹了，而“艾思奇”却如雷贯耳。据王丹一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传说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伊里奇·列宁）；三是他曾看过一部电影《爱斯基摩人》，摩人常年生活在北极，不畏严寒，迎接大自然的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他敬佩，于是取“爱斯基”的谐音为名。王丹一说，艾思奇青少年时同窗好友黄洛峰曾确认、佐证这些说法。

　　1934年底，时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的艾思奇，开始为每期的刊物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次年底，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哲学讲话》，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3次。于是，年仅24岁的艾思奇声名鹊起。出第4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在解放前，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1937年10月间，艾思奇经西安到达延安。初到延安，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在不久成立的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丹一认识了艾思奇，并后来结为夫妻。

　　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出生不久，她随父亲到山西。早年，王丹一在太原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后来，组织被破坏，领导人被捕，供出于今（胡克实的夫人）与王丹一两人。1935年，王丹一逃亡到北平，考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正值北平的形势风起云涌，王丹一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期，王丹一读到了艾思奇的作品《大众哲学》。接受采访时，老人坦陈：“我那时也没有注意是谁写的，只感觉这本书比自己以前读的《社会学大纲》等好些书好懂，容易接受，深入浅出的。尽管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对我们当时的年轻人影响不小。”

　　1938年，王丹一到达“革命摇篮”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学习；1939年至1941年就读于马列学院四班。

　　“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道。艾思奇在陕北公学与马列学院任教期间，王丹一恰是他的学生。尽管时光已一晃过去了近70个年头，但王丹一对一件件往事恍若昨天：“他不善辞令，但讲课很通俗。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确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简明扼要，理论功底深厚。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收益不少。”

　　后来，曾参加宣传工作队的部分成员30人被调到总学委，王丹一又被总学委派到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任联络员。至1942年，这段工作结束后，宣传工作队的这些成员到杨家岭做工作总结。“当时，艾思奇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们的整风告一个段落，也住在杨家岭。1942年底，我们在窑洞外聊整风，聊经历，他也常常参与。那时，延安没有电影、没有公园，也就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是史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周末，年轻人都跳起了交谊舞。在舞会上，我常常碰到艾思奇。他的舞步活泼轻快、节奏感强，一反平常给人那种沉稳、凝重的印象。从这时起，我们又多了一层交往。”

　　艾思奇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长诗）。一天，艾思奇翻译完其中的一节诗《母亲》后，找到王丹一请她朗读，看看是否有诗的韵味。“我头一次到他单独的窑洞里，朗读后他说要考虑考虑再修改。这本诗集在3年后出版。在他的窑洞里，当时我看到有许多书，满书架都是。”王丹一看到书架上有本瞿秋白著的《海上述林》，“黑皮的烫金包装的，顺手翻阅”。这时，艾思奇觉察到了，便问，你喜欢就拿去，以后你喜欢什么书就来。渐渐地，王丹一与艾思奇的交往便多了起来。

　　采访中，记者发问，好像艾思奇同志此前成过家，有一位叫吴茵的女性曾走进他的生活。王丹一毫不掩饰，坦诚地讲述：“是的，吴茵是曾与艾思奇结为夫妻，可是早在上海时两人感情上出现裂痕，两人分居多年，直到1941年他们才离婚。这些情况，当时在延安的都清楚。不少老大姐曾给他介绍朋友，他都没有同意。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感情看得很淡，事业心强，很理智的，可能与他搞哲学有关。”

　　“当时，康生他们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使用‘逼供信’斗争，而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在报社学委会上直言反对这种逼、供、信的做法。那时候，他所在的副刊部被诬蔑为‘包庇特务的宗派’，开会批判他，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实事求是，保护同志。有人暗示我揭发他，我很了解他，自然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在“抢救运动”中，王丹一被怀疑是“特务”，被隔离审查近1年之久，期间“两人不能通信，也不能见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到运动快结束时，1944年5月，王丹一才被释放出来。

　　1944年7月，王丹一与艾思奇在延安正式牵手，举行了简简单单的婚礼。“很简单，花了5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就是了。”

　　（小京荐自《中国高端访问拾肆》之《王丹一：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艾思奇》篇，经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