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辉

　　11月5日《信息时报》报道，“现在卖瓶装气赚翻了！”一位炼厂从业人士说，前段时间瓶装液化气成本最低降到每瓶60元，但零售企业一直没把价格彻底降下来，批发价最低的时候广州市煤气公司一瓶能赚39元，居然盈利约65%。

　　当燃气企业哭着喊着说自己亏本经营申请提价的时候，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会受理，一系列程序过后，企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涨价。而当我们看到“一瓶气能赚39元，居然盈利约65%”时，自然就会反向思维——既然你亏损的时候可以申请提价，那么在你获得暴利的时候，能不能让你降价？

　　目前的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我们的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干预，“只针对价格上涨，价格下降则不在备案范围之内”。

　　是的，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强令所有商品都按老百姓的要求来定价。但是，既然企业涨价时你能够给它一张批文，那么，它何时降价，你就不能只依靠企业凭良心办事。换言之，你让企业在你这里找到了说理的地方，你就得同时划出一个区域给老百姓说理；你不能只做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做群众利益的守护人。

　　企业因某因素申请涨价，当这个因素消失后，价格回归原来水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因贫困吃救济的人，他富起来后，自然就不能再吃救济了。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惟一的难度在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能不能不把屁股坐偏，在企业和百姓之间做到公平公正。

　　在面对垄断集团、准垄断集团、价格联盟的问题上，老百姓缺乏说理的地方这一困境，由来已久，涉及面也很广。如何守护百姓利益，如何让百姓有说理的地方、有博弈的平台、有对话的资本，政府“有关部门”不能老是当“无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