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

　　历时3天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终于得到妥善处置。有关方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已全面恢复运营，司机所反映的份儿钱过高、加气困难、黑车猖獗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11月3日以来，舆论对罢运事件发表了种种看法，尤其是对媒体不再刻意回避“罢运”说法给予积极评价。这样的观点或有其道理，但是就事件本身而言，无论从它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还是从它对政府治理带来的负面评价来看，都算不得一件积极的事情。亦有一些评论认为，罢运事件的症结在于出租车行业存在已久的公司体制。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弊端不独出现于重庆一地，而其他地方却并未酿成罢运的严重事件。

　　出租车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重庆事件教训从而维护这一行业健康发展，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从表面上看，份儿钱过高、起价太低、加气困难、黑车猖獗等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导致罢运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是须知，几乎每一个行业都会在发展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问题并不必然导致罢运等极端后果。只要从业者反映问题、政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发生极端事件的概率就能够控制在极低的范围。

　　反观重庆事件，尽管罢运起始于3日凌晨，但是毫无疑问，相关问题的产生，早已旷日持久。出租车公司“擅自”对驾驶员每日增收份儿钱50-70元，这不仅对司机是透明的，对于政府主管部门也毫无秘密可言。而且，出租车司机必然会以举报等多种形式反映自己的不满，但是主管部门并未因此及时介入对双方利益均衡的监管。矛盾积累酝酿的结果，导致了罢运事件的最终爆发。重庆市有关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行业主管部门长期疏于管理，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看看平息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取消加码的份儿钱、保证液化气供给、打击非法营运，这正是出租车司机的诉求，同时也是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的举措。但是，现在却是以罢运的极端形式来换取，成本未免过于高昂。在政府治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对各种利益诉求的回应。社会运行中存在利益的博弈是常态，各种利益主体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要求，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环境因素。政府部门以这样的心态看待利益诉求，并依据法律对各种要求给予回应和平衡，社会就会达到“通则不痛”的健康状态。

　　酿成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关键，在于一种政府部门对社会诉求回应机制的缺失。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不回应，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一个平安无事的表象，但强烈的利益诉求总要寻找到一个出口，一旦爆发很可能就是罢运之类的极端形式。政府对社会保持一个积极回应的状态是分内职责，以尽职尽责来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怎样衡量都是一件合乎理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