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律师而言，无论他的当事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律师所遵循的首先都应该是法理，而不是道德的情感好恶。对此，姜言波有着清醒的认识

　　

　　姜言波堪称是淄博律师界的名人。

　　今年1月，姜言波被省司法厅、山东省律师协会授予“全省优秀律师称号”，淄博市只有3人获得这一称号。至此，他已在律师这一行业内走过了22个春秋。其间，姜言波代理、辩护的案件达500多件，为当事人挽回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对于淄博二十余年的法制进程，他是一名见证者，感同身受；对于法律服务市场的日益发展壮大，他又是一名参与者，自己身在其中，体会颇深。律师，这一起源于古罗马五世纪末的古老职业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中重获生机，从兼职律师到专职律师，从最初的50名发展到现在的600多名，从传统的诉讼代理和非诉讼民事代理拓展到金融、房地产、股票、专利、知识产权、企业破产、外经外贸等多个领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姜言波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观照自己的角色定位时，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执法律之剑，仗人间正义的人。正如他所喜爱的一首诗中写到的：

　　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

　　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律师，

　　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

　　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

　　你的格言：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惟有客观事实，

　　才是最高的权威。

　　从教师到律师

　　1980年，姜言波从昌邑六中考入华东政法学院的那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中国的法制社会刚刚起步，法制建设百废待兴。

　　在大学的第一年，正值刑法、刑事诉讼法刚开始实施，其他法律基本还是空白，姜言波所学的法律条文大都是从苏联的法律中借鉴而来。老师授课也是在摸索中进行。因为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是从东北和新疆等流放地被解放出来不久。他记得，讲合同法，是按照台湾地区的“合同法”讲的，讲美国、英国的法律时，则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民法和婚姻法的讲解则是根据刚刚召开的全国人大法律方面会议的纪要，一句话，中国的法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处在萌芽状态。

　　4年后，原本打算回家乡工作的姜言波被分配到淄博警校任教，担任中专班的法律课教师。因为所学扎实、授课科学严谨，他教的班级三次获山东省十所公安学校统考第一名的成绩。姜言波在学校被寄予厚望，第二年入党，1988年被提拔为学校法律教研室副主任，成为一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在授课中，姜言波所学的法律知识得到进一步深化。自1985年起，他就在淄博法律顾问处做了兼职律师，身兼两职，在当时颇受人们的羡慕。在警校教书，是教师，也是警察，一身警服外出时，在别人的注视中，姜言波的心情可谓阳光灿烂。他所教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进入市区公安部门工作，如今早已成为淄博警察队伍中的骨干。

　　1986年，全国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姜言波只复习了一个下午。《民法通则》在报纸上刚公布，一遍还没有看完，就进了考场，三个小时的考试，他一个小时就出来了，结果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淄博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的人。

　　这一时期淄博的律师多数是从相关行业的人员中抽调出来，而并非一定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有从法院抽调的，有从学法律的老师中抽调的，对这一行业，整个社会似乎没有多少限制。那时，公、检、法系统真正有文凭的人不多，有从司机转过去的，还有从打字员转为公、检、法干警的。姜言波清楚地记得，当时一名从警校分到法院的学生很不情愿，以致于急得大哭。

　　姜言波一边教书，一边做兼职律师，更富挑战性的工作使他的兴趣渐渐转到了律师这边。这时的律师也属国家干部，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但多数是兼职，兼职律师成为在中国存续了十几年的特有现象。

　　1992年9月，社会上开始出现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一直从情感上对律师这一职业无法释怀的姜言波，与兼职律师孟凡新、孙广兴一道辞职，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淄博正大律师事务所。到这年年底，事务所纯收入达7万多元，几年以后，事务所的律师们成为淄博较早的有车一族。

　　为当事人依法直言

　　律师服务于整个社会，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职责。姜言波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一名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我没有任何权利，除了可以倚仗的法律外。所以律师要富于智慧，锲而不舍，有胆识、有策略、有自己独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学会灵活运用法律，为当事人解决困难。

　　姜言波曾受理了一桩俄罗斯香都公司购销陶瓷茶具的货款纠纷案，面对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姜言波翔实地列举一审法院违备法律的情况，并提出解决这起典型违法案件的办法，被中院采纳。中院提审该案后，撤销一审判决，裁定让第三人俄罗斯香都公司退出诉讼，不承担该案的法律责任，使这起长达三年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

　　2006年8月，姜言波接受当事人陈某家属的委托，作为陈某贪污、挪用公款一案的辩护人。在诉讼中围绕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犯什么罪名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姜言波到工商局、财政局、国资局和当事人的单位广泛搜集证据，证据材料达1000多页，最终他的辩护观点受到了市、区法院和省政法委的重视。据当事人的犯罪数额，量刑应为十年以上，后来法院判处陈某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虽然法院没有改变案件定性，但姜言波尽在法理之中的陈述和无罪辩护的观点对法院、检察院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法院减轻处罚。

　　姜言波还代理了在社会上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张店某中学学生在课间嬉戏打闹死亡的案件；淄博电信公司诉作家鲁某拖欠电话费一案，都一度引发广泛社会反响，并且被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报道。案件最终以姜言波当事人的胜诉告终。

　　伴随着法律关系的日趋复杂，使得不少案件的辩护难度加大。姜言波以他对法律条文的谙熟，寻找适合的、准确的法律依据，从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出色的心理素质和良好口才让法官尽可能支持自己的辩护观点。

　　姜言波用一个简单的比喻阐释自己的执业操守：“警察抓小偷，天经地义。如果一个警察因小偷施予的诱惑放走了小偷，这个小偷可能会因此感激这位警察，却不会敬佩他。律师正是这样一份职业，如果不能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律师则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一时的利益而毁了永久的信誉。做律师要守得住寂寞，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让你从事的工作有坚实的根基，壁立千丈无欲则刚。”

　　坚信未来，恪守法理的公正

　　在姜言波代理的数以百计的诉讼案件中，特别是那些利益纠葛复杂、人际关系错综的案件，每次他都是殚精竭虑，探索多条消解纠纷、维护当事人权益的途径，有时单准备的辩护材料就有几十万字，可以说到了夙兴夜寐、穷原究委的地步。案件审结时，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当他的当事人对他的辩护表示满意时，他才有了一份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却不是每一个案件姜言波最后都能释然。

　　在姜言波代理的一宗居民诉房地产公司侵占公共绿地的案件中，房地产公司在最先承诺建设公共绿地的地面上又盖上了楼房，而且未征得规划部门的同意。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解释，是一件非常明晰的房地产公司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章施工建设的案件。但楼盖起来了，“就不能再拆了”，最终，这起官司不了了之，以房地产公司补办了手续了事。姜言波尴尬之余，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律师在面临政府依法行政缺失时的无奈。律师代理案件，除了准确熟练地运用现行法律据理力争之外，同时还与整个社会的司法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常常是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使原本再明晰不过的案件变成一片混沌，这是令一位从业20多年的律师倍感苦恼的一件事。

　　“律师只是为社会人群、企业、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当下律师的作用还体现在自己社会交往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上，正是这种难以超脱社会大背景使一些律师不乐于研究业务，而是忙于应酬。”对律师界的这种现象，姜言波充满微词而又觉得无能为力。从正大律师事务所到圣德律师事务所，又到自己创办的言博律师事务所，姜言波两度出走，现在想来，他依然不言悔。律师事务所是合伙制，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事务所内应该弱化行政意识，强化集体管理的理念。作为执行合伙人，他一直是这样想的，合得来则合，合不来则分。合伙的好处在于可以形成团队精神，形成1+1>2的效果，但也易于出现内部纠纷，这是近二十年来姜言波对律师事务所的切身体会。

　　律师的自我价值体现在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上。在姜言波看来，人们对律师所起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当事人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存在着很大的理解偏差。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所作的辩护无异于助纣为虐。强奸犯就是强奸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还为他们开脱什么？而事实上，一个讲究法理和人本思想的社会，罪犯的合法权益同样不应该被剥夺。对于律师而言，无论他的当事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律师所遵循的首先都应该是法理，而不是道德的情感好恶。对此，姜言波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受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犯罪嫌疑人曾因盗窃农电线路被检察部门提起公诉，姜言波在对当事人犯罪事实的调查中得知，用于灌溉的农电线路已铺设到地下，留在地上的农电线路设备已经不用，只是还没来得及拆除，他的当事人只是盗窃了地上的线路。如果按检方公诉的罪行，量刑是3年有期徒刑。如果按姜言波提供的证据，以盗窃财产的价值定罪，则他的当事人不构成犯罪，最终，他的辩护观点被采纳，当事人被处罚后无罪释放。

　　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把姜言波从一名兼职律师历炼成淄博法律界的“明星”，他的成长正是中国法制从缺失到逐渐健全的过程，尽管当今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他还是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文/邹青山 孙长年 摄影/谭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