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对话与沟通渠道的失效，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罢运”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提请关注。只有培养社会矛盾的缓冲与消减机制，才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骤然而起，也迅速消停。仅一两天工夫，重庆主城区的出租车已全面恢复正常营运。但当地相关部门的反思与善后并未因此终结。11月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对于持续近两天的出租车停运，薄熙来反思说：“我认为，这次出租车停运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件事认真总结，改进工作。”（昨日新华社报道）

　　政府新闻发言人则表示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如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推进出租车运营体制改革；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无论如何，在这样一起罢运事件中，从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事件信息，到部署整改措施，然后安排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与市领导座谈，公权力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成为一起骤然而起的社会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笔者对此表示激赏，也期待反思能够更加到位，使原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再次发生。

　　重庆出租车罢运的确是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当我们回头从容看待这起事件，会发现罢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为导火索的“份儿钱”，更在于矛盾处理机制的缺失。固然，是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加重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负担。而且在罢运次日，重庆市政府就已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罢运应声消停。在这其中，“份儿钱”似乎显得至关重要。但我们有必要假设的是，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够满足司机的正当诉求，又不用出现“罢运”的情况呢？显然是有的。我仍旧深信不疑的是：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形下，假如有关部门在罢运之前能够知情，即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予以满足，则罢运将不会发生。

　　正像当地政府有关人士所表示的，“将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一种对话与沟通渠道的缺失，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罢运”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提请关注。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秩序：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虚设。于是，罢运就在政府部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地发生了。“罢运”也就成了惟一的对话方式，一上来就已是最坏的结果。而这样的一种情形，在之前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中，亦有呈现。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各项制度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面对社会问题，需要建立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建立这些机制，不仅可使劳工一方形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理性机制，也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与消减机制，更是一种尽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的机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事先拥有一块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重庆罢运事件”是不是就可能被有效消弭？

　　我们有能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前提是要建立一种更加自信而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

　　□杨耕身（湖南 编辑）

　　相关报道见A2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