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晓东 文静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片承载着梦想的神奇土地，2008年9月25日再次见证了中国航天人的壮举：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发射。在这个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飞行奇迹背后，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从老一代航天人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航天科研的主力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团委书记王朝辉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直接参与神七研制、生产和发射任务的35岁以下青年有2．6万多名，特别是神七飞船系统，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仅为33.6岁，比神六的队伍更年轻。

　　“尖端科学领域的年轻人越多，我们的航天事业就越有希望。”目睹这一新老交替过程的神五总设计师戚发轫说。

　　几乎每个人都有设备在天上

　　从今年7月去酒泉基地，到神七成功发射，李婉玲在那里足足忙了3个月。可到了神七发射，她却没能通过电视屏幕分享那激动人心的瞬间。作为仪表分系统主管设计师，李婉玲必须和她的六七十位同事一起坚守在自己的测试岗位上。“有的同事已经参加了7条飞船的研制，却从没看过一次发射。”李婉玲说。

　　参加神七航天飞行活动飞行控制的科技人员中，至少一半是像李婉玲一样首次参加这种国家级大型任务的“80后”。而她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研究室神七总体设计和研制团队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九成以上。

　　1981年出生的李婉玲是航天五院自培的研究生，进院4年了。说起返回舱里的仪表设备，她如数家珍。“负责监测34个设备，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就像掉进了知识的大海里，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为了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点，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最忙的时候，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李婉玲竟创下了5天没和爱人见面的“纪录”。“这里的每一位研制人员都是如此，大家留给工作的时间，都比留给家人的多。”李婉玲说。

　　1980年出生的韩冬，2005年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刚分配到航天五院，就赶上了神七项目研制。韩冬的航天人生活，是从安装支架开始的。设计轨道舱内舱外航天服的安装支架，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东西既要保证航天服在飞船发射过程中不能振动，又要保证入轨后航天服的方便取用，造价昂贵的舱外航天服一旦有半点儿损毁，航天员就无法按计划正常出舱。

　　韩冬说，神七在太空的3天里，他和同事聚在一起看了3天的电视，紧张倒是不紧张了，因为3年来做了成百上千次试验，准备已经很充分，可感觉还是牵挂，“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备在天上，连自豪都和普通人的不一样。”

　　航天无小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火箭利用系统副主任设计师胡海峰今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这支队伍中的“老同志”了。2004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他，刚参加工作两个月，就担任火箭推进剂利用系统技术负责人，并在半年内奔波数千里，参加了酒泉、太原、西昌3次靶场飞行任务。

　　2008年3月6日上午，胡海峰和他的同事在航天一院，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匹配试验低压拉偏分系统测试，装订数据前箭地通讯握手时，出现异常。根据测试细则，允许出现通信误码，处理措施为重新操作即可。但胡海峰却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何同样的问题在“遥一”到“遥六”运载火箭的多次测试中从未出现过，这是一次偶然现象，还是系统本身存在缺陷？

　　为查找原因，胡海峰和他的同事进行了203次通信试验，编写了大量的测试程序，并将故障复现的8次试验的通信波形与195次正常通信波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最终查找出通信误码问题是由于软硬件不匹配导致，至此该问题得到合理解释，并采取了有效措施。“每个技术人员都要对他的岗位负责，这份责任与热爱，是我们玩命工作的支柱。”胡海峰说。

　　作为航天一院产品研究开发部的一名普通设计人员，不到25岁的白金鑫幸运地参与了神七舱外航天服躯干壳体部分的研制。“敢说而不瞎说，建议而不抱怨”，一直激励着他的工作。

　　2006年3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装厂接到兄弟单位提供的舱外航天服躯干壳体数字模型时，他们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前期铸造或复合材料成形的方案，数字模型是按照铸造件特征设计的，躯干壳体上的零件以实体状态存在于同一个数字模型中，这种数字模型不能作为钣金模具设计的基础。

　　白金鑫说，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拆分产品数字模型，在不改动原始设计模型的前提下，从整体模型上，将各个零件按照总体技术要求从躯干壳体上“分割”下来，将铸造件特征的数字模型转换成钣金——焊接件特征的数字模型。在舱外航天服研制过程中，巨大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质量文化是“神舟”文化的重要方面。只有实现每个零部件、每道工序的“零缺陷”，才能确保最终产品的“一次成功”。任何一个环节稍有闪失，整个飞船的研制计划就要受到直接影响。航天无小事，这是所有航天人的座右铭。

　　在外边是职业，在这里是事业

　　出了东风基地的大院，眼前就是人迹罕至的戈壁和沙漠，去酒泉市区要开4小时的车。好不容易进一趟城，大家都成了“购物狂”，就是为了释放一下积累太久的压力。

　　在航天五院的4年里，李婉玲自认为最奢侈的娱乐，不过是和朋友一起进城逛逛大超市。航天五院地处北京城西北，一派城乡接合部的荒凉景象。在这里，大家都把去市区叫做“进城”，别说像其他“80后”一样地休闲娱乐，连享受一下双休日，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年看一次电影，从没进过酒吧，像李婉玲这样“另类”的“80后”生活，在航天五院的年轻人眼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毕业一年多，李婉玲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和同学们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偶尔参加同学的婚礼，见了面大家聊的不是炒股票就是挣大钱，很多时候自己根本搭不上话。出于工作的特殊性质和保密要求，自己能说的，人家不感兴趣，人家感兴趣的，自己又不能说。

　　社会上对航天人的不了解，对航天工作的不了解，有时候让这些年轻人感觉很孤独。同为“80后”的五院团委书记徐冉也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有一次，徐冉坐飞机出差，邻座有个人问她的职业，徐冉说是做航天工作的。不想那人竟说：“你是空中小姐吧，哪个航空公司的？”

　　“和社会上的同龄人比，我们看上去至少要大上五六岁吧，是不是显得很老成？”李婉玲说，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和社会很脱节，影视节目名字说不上几个，连听歌和得知明星绯闻的速度都比人家慢几拍。

　　但令人惊奇的是，和其他单位相比，五院跳槽、出国深造的寥寥无几，尽管这里刚毕业的年轻人工资待遇只是外企白领的四五分之一。“大部分同学现在挣的钱肯定比我多，但在外边是职业，在这里是事业。”韩冬说。

　　本报北京10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