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广州性文化节将于周日拉开帷幕。昨天，广东省性学会会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畅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性观念的变迁，点评当前性文化热点。

　　中国人超越了“生殖至上”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的“性”观念也经历了一场改革与开放。

　　张枫:确实如此。文革把人的裤裆都管住了，而过去30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专家甚至认为这就是一场性革命，中国人的性生活已经越过了生殖主义至上、婚姻主义至上两个时期，正在向快乐主义至上迈进。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中国人都如此。

　　讲性权利还要讲性责任

　　记者:今年初沸沸扬扬的“艳照门”，被认为是中国“性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张枫:呵呵，这件事如果发生在30年前的广东，男女主角恐怕是要被“浸猪笼”的，时代确实变得很快。这虽然是香港娱乐圈的事情，但毋庸讳言，在大陆在广东，类似的多性伴、一夜情、换偶、虐恋等“性快乐至上主义现象”也不少。

　　所以我们创办性文化节的宗旨，就是要在性开放的时代，传播科学的性知识，呼吁建立性道德、性文明，绝不能像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性解放、性泛滥。在讲性权利的同时，责任不能缺位。

　　同性恋非变态也不是病

　　记者:30年来中国性观念变化的一大标志，就是对同性恋的宽容度日益提升。北京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跳水运动员小马修夺冠后坦然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已经能够平静对待。

　　张枫:现在中国人已经知道，同性恋不是变态，也不是病，而只是个人性取向的差异，就像左撇子一样，也是社会的一种亚文化现象，不该歧视。这几年，通过《蓝宇》、《断背山》这些“同志电影”的传播，让公众也看到这个人群也有美好动人的爱情和追求，社会宽容度越来越高。

　　这次性文化节，我们组织大学生辩论性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看待身边的同性恋”，大学生的宽容度之大让我们也有些吃惊。

　　记者:今年以来，“同志”找“拉拉”(女同性恋)结“形式婚姻”越来越热。你如何看待?

　　张枫:这种新的“形式婚姻”，让双方都能应付父母的追婚，又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是一种权宜之计。我表示理解，但建议要慎重考虑，一旦处理不当，日后就会滋生很多纠纷。

　　没有性爱滋润的婚姻的确沉重

　　记者:一边是婚外性行为、一夜情的盛行，一边却有大量夫妻的“无性婚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枫:无性婚姻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老夫老妻性生活“审美疲劳”的原因，社会急速发展造成竞争压力加大，“朝九晚五”之后还得忙于加班、应酬，有些“成功人士”回家已是夜深人静，非常疲惫，给“性趣”打了折。有人把无性婚姻比喻成“跛足的行路人”。虽然说性不是构成婚姻的唯一基石，但没有性爱滋润的婚姻确是沉重。

　　去年有专家建议“良家妇女要向AV女优学习性爱技巧”，引起争议。其实性爱的方式丰富多彩，夫妻之间应开放观念，不断学习、尝试新的性爱方式，这有利于巩固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和谐。

　　不能只见春宫图不见文化

　　记者:这两年全国各地包括我省的深圳、东莞也纷纷举办性文化节，但公众贬多于褒，认为是“见性不见文化”、“性文化节=春宫图+内衣秀+卖春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枫:坦率地说，有些地方的性文化节文化含量不高，主要是在推销性用品，所以媒体和群众批评较多。我们广州性文化节前5届现场观众人数分别为:5万、20万、30万、30万、38万，越来越红火，对这种问题高度重视，观众不应只看到模特内衣秀、春宫图，今年的专家论性、给中学生家长上性教育课等节目，旨在提升文化含量，传播性文明。当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本报记者陈枫

　　通讯员陈义平刘占锋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