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蓝上衣少年手提吊瓶,在他脚下的石板缝里,一个少年腿部被压,露出上半身和一张苍白的脸。
这是汶川大地震最震撼人心的瞬间,这一幕被陈燮抓拍到。第二天,该照片登上了各大媒体头版。
陈燮,新华社四川分社摄影记者,就是他向全世界发出了汶川地震的第一张照片。
■商报记者 邢军
一张照片
地震发生了,他第一时间告诉世界
打开保险柜,取出相机,按动快门,拍下柜子倒地的场面。
这一系列动作如果在平时,不足言说。但是,如果大楼在晃动,周遭都是嘎吱嘎吱的声响呢?如果明知道在发生剧烈地震呢?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许,新华社高级记者、四川分社摄影部主任陈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拍出了汶川地震的照片。此外,他还摸到分社大楼楼道的窗户,俯拍到了街上惊慌失措的人群。
不唯如此,就在大楼继续晃动的时刻,他回到座位上,取出存储卡,简单挑选剪裁后,向总社传出照片。
6分钟后,他的照片出现在新华网上,这是全世界发出的第一张汶川大地震照片。
后来了解到,震中在汶川映秀镇,8.0级,直线距离成都不足100公里。
“这是一种本能吧。”5个多月后,陈燮接受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到意识层,那是他21年的职业习惯使然:他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拍下来告诉全世界。
“我最佩服自己的不是拍这些照片,而是传照片。楼可还在抖呢。”陈燮这样笑着回忆道。在那个信息就是生命的时段,“快”——成就了这第一张照片的价值。
但是,本能背后包含着职业素养和自身知识储备的因素。他在学生时代当过学校地震监测小组成员,此后,亲历过平武大地震,住过地震棚,采访过发生在川西的巴塘地震、小金地震。他知道,地震发生后,要想从13楼往外跑是没用的。
一种情感
深入灾区,出发时有种悲壮的感觉
21年前,陈燮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专司摄影。他相信,镜头会把世间情态定格成为记忆,直至永恒。
从此,镜头成了陈燮讲故事的载体,也成了他阐述观点的手段。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录,因为他认为,记录历史是一种责任。
汶川地震照片的面世,体现着陈燮对上述理想的追求。或许,正是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他在地震发生后选择留了下来,并继续记录地震事件——地震当晚,他就和同事向地震灾区北川赶去。
“出发时有种很悲壮的感觉。”陈燮说,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
他们沿着龙门山脉边缘路线前进,抄的是近道,但也是最危险的道路。
一路上,陈燮都坐在副驾驶位上引路——他的老家绵竹就在这条线上,眼珠子瞪得圆圆的,看着前方。
尽管滚石不断,烟雾四起,余震让大地颤抖,但车辆没有止步,而是超越了该条道上所有的救援车辆,直至无路可走。
陈燮回忆说,在距离北川县城不足10公里的地方,车停了下来,他用海事卫星往单位传稿,两边的山像人伸开的手指头,他们就像在指缝里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滚石击中。
“但是,当时没有害怕的念头,倒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我是经历过大难的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燮笑着回忆说,早在1992年,他到凉山采访一个彝族人家,车到半山腰时开始下大雨,刚转过一个弯,只听见后面哗的一声,回头一看,整条路没了,“心里那个后怕啊”。
一个理念
灾难面前,
我们应关注的是希望而非伤亡
次日早上6时许,路抢通了,陈燮到达北川。
北川中学,成了一片废墟,操场里挤满了惊恐未定的学生、老师还有家长。
下着小雨,很冷。
看着这些和自己孩子年纪相仿的学生,陈燮不忍心拍摄这些悲惨的画面,感情上受不了。“在灾难面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希望,而非伤亡。”于是他将镜头对准在救援的场面上。
陈燮端着相机,一边拍一边流泪。当他靠近废墟,看见一个穿蓝色上衣的男孩站在废墟上,手里提着一个吊瓶,很显眼。在他身下的石板缝隙里,一个男孩的上半身露在外面,正在输液。
举起相机,陈燮将这一幕定格下来。第二天,这俩少年就登上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版。
一份追求
除了人,还有很多生命需要关注
11月3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有消息称,11月底或12月初,大熊猫团团圆圆就要到台湾安家。
陈燮一直在关注这个新闻。过两天,他还要到雅安熊猫基地去看望团团圆圆,赶在它们起程之前。陈燮说,他可以说是目前拍摄熊猫最多的记者。无数次的拍摄经历,他认识了每一个饲养员,也慢慢地成了“熊猫专家”。
第一次来拍熊猫,是新闻采访行为。但后来,熊猫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陈燮一直在关注着人,但也一直惦记着熊猫的安危,因为卧龙是地震的死角。“全世界都在关注熊猫,当然我更关注。”5月22日,陈燮终于能抽出时间去看看熊猫。地震前,从成都经映秀去卧龙只有100多公里路程,但是因为地震,道路中断,他必须绕行。
这条陈燮不知道走过多少遍的山路,变得异常陌生、难走。
第一个经过的是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也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路上山体滑坡遮蔽了路面,他们有时要自己下车,搬开石头,再继续走。之后,又过了四姑娘山。此时,天色已黑,眼前却到了最危险的海拔4500多米的巴郎山。
“平时就有滚石,何况现在。”车子已开过半山腰,进退维谷,他甚至“有点后悔”。
这是地震发生以来的第一次害怕。
当晚12点,经过14小时的艰难跋涉,走了500公里后,他终于到了卧龙。这个美丽的地方已面目全非。
地震10天之后,大熊猫的照片再一次出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大熊猫变得情绪焦躁、竹子减少饿得吃草的信息,引来国人的关注。
“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生命需要关注。”陈燮说。
一颗灵魂
看到需要救助的人,
真想扔掉相机去救援
重大的灾难,给记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新闻源,但也考量着记者的心。
初进灾区,陈燮不忍心拍摄悲惨的镜头;再进北川,他强迫自己改变了想法:我要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影像。
但情感上的抗拒折磨着他。因此,他选择了一些含蓄的角度,尽量回避死者的脸和眼睛,从侧面或背面拍过去。“怕哪天,万一被他们亲人看到了,会受不了。”
在和北京的一个朋友通话时,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记者却泣不成声。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两者的痛苦选择,折磨着他的神经。陈燮说,作为一个记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将信息记录下来,让世人知道;但作为一个人,看到现场那么多需要救助的人,真想扔掉相机去救援。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朋友在电话中安慰他,说外国的朋友看到热心人士的募捐海报,就是他拍摄的照片。他的照片传递了很多信息,传递了很多震撼和感动。这比他单纯救一个人意义要大得多。
但真正让陈燮心里产生自豪的,是3个月后他在北京参与奥运会报道时看到的一幕。在他下榻的酒店旁一个慈善募捐点,宣传海报上几幅照片就是陈燮在地震期间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