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有能力防止类似罢运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吗？这需要由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沟通、博弈机制给出答案。

　　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如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推进出租车运营体制改革；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详见今日本报A20版)。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骤然而起，却也迅速停止，仅仅一两天时间，主城区的出租车已全面恢复正常营运。笔者认为，在这起罢运事件中，当地政府表现出了应有的自省，这是罢运事件很快平息的真正原因。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当我们回头再看看这起事件，就会发现罢运的直接原因是“份儿钱”等原因，而深层原因是处理机制的低效率。固然，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加重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负担，而在罢运次日，由于重庆市政府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去年的水平，罢运就应声停止。从表面看，“份儿钱”显得至关重要，但我们有必要假设，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够满足出租车司机的诉求，又能避免罢运呢？显然是有的——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在罢运之前就能够知情，对出租车司机的合理要求予以满足，罢运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重庆市政府有关官员表示，“将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 ，“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由此可见，沟通渠道的缺失，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罢运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提请关注”。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秩序：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者有渠道也形同虚设，于是，罢运就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全城罢运”此时成了唯一的对话方式。

　　为了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我们的制度设置必须更加完备和有效率。一些西方国家也经常出现罢工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罢工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或行业组织，在与政府或资方进行充分博弈而无法达成共识之后，才采取行动。这种在举行罢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与消减机制，更是一种尽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的机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拥有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一定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到底有能力防止类似罢运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吗？这需要由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沟通、博弈机制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