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罢运事件骤然而起，却也迅速消停。仅仅一两天工夫，重庆主城区的出租车已全面恢复正常营运。但当地相关部门的反思与善后并未因此终结。11月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政府新闻发言人则表示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如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推进出租车运营体制改革；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我们有能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吗？无论如何，在这样一起罢运事件中，尽管也偶尔闪现出追查“少数操纵者”的咄咄之声，但公权力毕竟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这才是一起骤然而起的罢运事件得以平息的真正原因。我对此表示激赏，却也愿意相信，我们的反思能够更加真诚。

　　重庆出租车罢运的确是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当我们能够回头从容看待这起事件的始末，会发现罢运真正的原因，其实不在于“份儿钱”，而在于一种矛盾处理机制的缺失。固然，是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加重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负担。而且在罢运次日，重庆市政府就已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罢运应声消停。在这其中，“份儿钱”似乎显得至关重要。但我们有必要假设的是，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够满足司机的正当诉求，又不用出现“全城罢运”的情况呢？显然是有的。我仍旧深信不疑的是：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形下，假如政府在罢运之前能够知情，即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予以满足，则罢运将不会发生。

　　正像重庆市政府人士所表示的，“将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一种对话与沟通渠道的缺失，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全城罢运”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提请关注。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秩序：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虚设；政府部门找不到“谈判的对手”，或有判可谈却置之不理，于是，全城罢运就在政府部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地发生了。“全城罢运”也就成了唯一的对话方式，一上来就已是最坏的结果。而这样的一种情形，在之前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中，亦有呈现。

　　为了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制度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西方很多国家经常会出现一些罢工活动，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他们这样的一些罢工事件，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或行业组织在与政府或资方进行充分博弈，并无法达成共识与妥协之后，才采取的行动。这种在举行罢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不仅使劳工一方形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理性机制，也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与消减机制，更是一种尽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的机制。设想一下，如何我们能够事先拥有一块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将有效消弭多少“重庆罢运事件”？

　　我们有能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吗？这需要由一种更加自信而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来给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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