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耕身 （湖南长沙 媒体人）

　　11月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政府新闻发言人则表示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如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等等。

　　我们有能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吗？无论无何，在这样一起罢运事件中，尽管也偶尔闪现出追查“少数操纵者”的咄咄之声，但公权力毕竟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这才是一起骤然而起的罢运事件得以平息的真正原因。我对此表示欣赏，并也愿意相信，我们的反思能够更加真诚。

　　我们有必要假设的是，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够满足司机的正当诉求，又不用出现“全城罢运”的情况呢？显然是有的。

　　正像重庆政府人士所表示的，“将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一种对话与沟通渠道的缺失，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全城罢运”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秩序：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虚设；政府部门找不到“谈判的对手”，或有判可谈却置之不理，于是，全城罢运就在政府部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地发生了。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的社会制度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西方很多国家总会出现一些罢工活动，但更应注意到的是，这样的一些罢工，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或行业组织在与政府或资方进行充分博弈，并无法达成共识与妥协之后，才采取的行动。这种在举行罢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不仅使劳工一方形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理性机制，也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机制，更是一种尽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的机制。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事先拥有一块调结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将有效消弭多少“重庆罢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