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肖畅

　　经珠海警方调查，珠海驾车撞人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已初步查明。昨日珠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调查结果得以公布：犯罪嫌疑人骆某某因工作生活不顺，产生厌世情绪，驾车实施犯罪行为。（详见本报今日A6版报道）

　　驾车撞人，源于厌世情绪，源于一种报复性心态，看到调查结果后，想必能做此粗略的判断。对于这种行为，媒体也会努力挖掘其复杂心理，还原其生活轨迹，更甚者，会为其量身定制一种特殊的“人格特征”。在以结果追寻原因的报道中，人的生活轨迹虽然尽可能被还原，但“犯罪嫌疑人”始终是一种身份，难以弃舍；而撞人的动机，按照目前的媒体书写，似乎早已埋藏在他那特殊的“人格特征”中，仿佛只是等待复杂的人生经历来激发它的变异，最终释放暴力的情绪。

　　事实上，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历经磨炼，既可能让善良的人性淘洗出来，也可能滋生人性灰暗的一面，两者的放大或缩小，都足以造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征”。然而，犯罪很多时候又是瞬间的行为，而且也并非“人格特征”乃至人生的全部写照。我们要清楚，骆某某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异类，在曾经的日常生活中，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也循规蹈矩、不逾法度。

　　在此，请容许我们想象一下驾车撞人的片刻图景：理性的底线失守，厌世情绪汹涌而出，躁狂、戾气取代了正常的思考与情感，一个社会人突然之间还原到了原始状态，变得不可理喻，而“人格特征”就此定位。做此想象，在解释犯罪行为上或许没有太大效力，但是，报复性犯罪有时正是源于理性的片刻失守，而且其危害力更为可怕，我们需要对这种行为做出预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于最基本的信任，即他者不会对自己实施莫名的伤害。但如果一个人的理性如此轻易地在瞬间崩溃，这种基本信任还能维持吗？相信社会中还有潜在的骆某某，之前在教育领域也有过类似的血的教训，而这些都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着眼于个体的“人格特征”是无益的。

　　另外，对于一个人犯罪动机的界定，也只能达到法律意义上的效果，至于其内心深处的心理轨迹，我们难以还原。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一个人的理性缘何如此轻易地在瞬间崩溃，而这要从社会的精神层面着眼。报复性行为并不简单是一种“人格特征”驱使的行为，它更多是源于正常的公民道德、法律、伦理等等，在其心中失去了应有的行为约束力，失去了抵御情绪、抵御冲动、抵御躁狂、抵御戾气的社会效能，让人性灰暗的一面瞬间放大。

　　也许，驾车撞人事件只是社会偶然的悲剧，但作为极端的事例，它所折射的现象又并非“偶然”所能定调。在一些失范的社会领域，极端可能是人们释放情绪的唯一方式，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会因极端事例的一次次出现，渐趋瓦解。我们所需要努力的，正是从法律、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制度的矫正开始，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充满对立乃至仇视，这是我们所能够而且亟需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