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过“吃大锅饭”的时代，我们也有过“睡大炕的时代”。一个讲吃，一个讲睡，两者加起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吃大锅饭再加睡大炕就是革命时期的计划经济(或者叫军事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特点。现在讲，还不迟，吃过大锅饭睡过大炕的一代人还健在，一说就会明白。过去常讲“温饱”二字，解决温饱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把一代人弄去睡大炕吃大锅饭～～～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此。整天搞运动，城市生产不发展，不能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怎么办?到农村睡大炕吃大锅饭去吧。那时，正面的口号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背面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背面的更接近真话。历史一发展，现在是农民进城接受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再教育了，大炕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说说，也许真忘了。

　　大锅饭并不难吃，因为最后还是一个人一只碗，在吃的动作发生时，还是个人行为。睡大炕就不简单了，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能睡在大炕上不失眠的，恐怕不多。有个成语“同床异梦”，常是贬义，用在大炕上“同炕异梦”，就百分之一百的正常情形了。一排人睡在一条大炕上，你的汗臭，他的脚味儿，说梦话的说梦话，打呼噜的打呼噜，咬牙的，放屁的，这个起来小便，那个站起梦游，五味俱全，五音不停。那时，我在延安插队，第一条大炕上同睡的有四个人:范加辉，初中生，因好打架进过班房;马德祥，初中生，由偷窃被派出所抓住过;沈宁，高中生，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被打倒，拉一手好提琴。这样四个人在一条大炕上，和平共处一年多，真不易——“同是天涯沦落人”，“各人做着各人的梦”。青春和梦想，让我们躺在一条简陋而又空气污浊的大炕上。让我们生活在这一条大炕上，国家也出了安置费，每人150元“安家费”，就注销了我们每个人的城市户口，在陕北一条山沟里，把我安置在四分之一的土炕上，宽两尺，长六尺。

　　农家的大炕上摆着农家全部的生活内容。那时典型的陕北窑洞布局，进门是灶和锅，地上有一排水缸、酸菜缸和米缸，这是窑洞的前半部，与吃的主题有关。后半部是大炕，大炕靠里是炕台，上面放着被褥、木箱和炕桌。晚上，把被褥铺上，从外面拿回一只大尿盆放在炕角。睡觉时，长辈睡在炕头，那里是灶火的热风进到大炕下面风道的入口处，暖和，来了客人就让客人睡这里。老老小小睡在一条大炕上，当儿女长大了，就再挖一孔窑洞，女儿嫁出去，儿子娶媳妇，性生活多的成年男女，要分开住了，进他们自己的洞房，然后再与他们自己的儿女睡一条炕。关于农家的大炕我有一篇《想起土炕》，记录了我在与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之外，与农民共同生活一年多的印象。

　　知识青年在大炕上同炕异梦地生活着，除了劳作的艰辛让我们与失眠无缘之外，在特殊时期社会压力的铁钳下，生存本能也发挥着一种龟壳效应。睡觉的地方，应该是个人的私密空间，然而大炕却是集体宿舍、公共客厅和会议室。集体宿舍里，男人与男人之间，一切都是公开的，音乐家与女朋友的通信约会是公开的，小流氓之间的往来和活动也是公开的。比方说，马德祥就当着我们的面，把香皂丢进开水盆里，用两根手指往出夹，说是“练活儿”，他夹钱包的手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下乡了，虽说没有钱包可夹，但手艺不能丢生了!在小马练着开水里夹香皂时，沈宁拉起他的小提琴，他不拉样板戏，拉的是练习曲，这些东西在市面上讲也是“封、资、修”。沈宁叹一口气说:“下乡也好，老乡比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好多了，不会来敲门叫停。”

　　大炕时代，我就躺在长六尺宽二尺的土炕上。范加辉说:“这尺寸和埋死人的墓坑差不多。”我对他说:“不一样，坟墓冷冰冰，而我们的土炕下有热风，炕尾有尿盆，炕头还有一盏油灯，吹灭了灯啊，长长的夜里，还有你和我各自长长的梦。”

　　写于“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