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19岁的我，从学校分配到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当时称县检察院)工作，被安排到经济检察科，想到能身处查处贪污腐败分子的第一线，不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刚一到单位报道，就被通知第二天出差。天刚亮，我便按照要求早早地来到单位，带队的是我们的副科长老黄，一个建国前扛枪的老共产党员，检察院重建时从当时的金融财税局调到检察院工作，具有丰富的财务知识和很强的责任心。在路上黄科长向我简单介绍了案情以及出差取证的主要目的:我区(县)某丝厂(地方国营)厂长在原料购进过程中虚报价格进行贪污，这次主要是向供货的杨姓弟兄核实其中一笔价格从而确定贪污数额。当时检察院条件较差，总共只有三台汽车:一辆拉达、一辆云阳面包(丹阳产)、一辆北京吉普，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车，根本跑不了长途。出差的车辆是从外单位借用的没有空调的面包车，早上出发时，天气还算凉爽，到了中午却十分炎热。车刚到浙江长兴就趴了窝，路面温度接近60度，驾驶员钻到车下，几分钟便出来喝口水，整个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好不容易修好车。车虽修好了，却又不能开得太快，到杭州时已是晚上九点，就在城边上找了个小饭店，每人要了一碗青菜肉丝面(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考究的了)。周围还有几桌人在吃饭，黄科长宝贝似地将装有从单位借的300元的手提拎包放在桌子下面，生怕被人拎去。吃完面，在隔壁的一个小旅馆住下了。大家简单洗漱完毕，打开地图研究一下第二天的行车路线，便休息了。刚躺下熄了灯，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和黄科长的叫声:“拎包谁提回来了?”我们都愣了，坏了，包还搁在饭店桌子下面呢，急忙穿上衣服，敲开隔壁饭店，但哪还有包的影子呢?黄科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家先睡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起床了，把各自身上的钱全掏出来凑到一起，也就只有180多元。黄科长说:“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这180元，100元留给驾驶员加油，剩下的钱买水和面包。”我们就这样继续上路了。过了临安县城，便是浙西山区。一路上倒是凉爽了许多，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山涧也清澈见底，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只可惜大家已经没有欣赏风景的好心情，都沉默不语。到了那个小山村，已是下午，好不容易通过村治保主任找到那兄弟俩，兄弟俩却怕影响业务关系，不愿配合我们的取证工作。经过政策动员、苦口婆心说服教育，他们才打消了顾虑，拿出原始单据。“小樊，准备做笔录。”黄科长吩咐道。我拿出纸笔，开始记录。这可是我的第一份笔录呀，所以开始时记得相当认真，字也写得很工整，领会科长的意图也很清楚，还不由得有点暗自得意，觉得进入角色较快，总算没有丢脸。只是记录速度较慢，天色渐晚，黄科长有点着急了，催促道:“小樊，记快点。”我也就顾不得字迹工整不工整了，加快了记录速度，完成与杨家老大的笔录时，天已经快黑了。

　　“与杨家老二还做不做笔录?”我问黄科长，黄科长没有搭理我，站起身来，向外看了一会儿，又猛地吸了一口烟，回过头来向杨家老二说道:“这几次供货是不是都是你们兄弟一起去的?”杨家老二说:“是的。”“我们把与你哥哥的谈话记录读给你听一下，看是不是与你掌握的情况相同。”我按照黄科长的要求把刚才的笔录读给杨家老二听了一遍，杨家老二说:“是的，情况就是这样。”于是，黄科长说在笔录下面补充一下，意思是跟老大做笔录时，老二也在场，现在把笔录读给老二听过了，没有出入，然后让老二在这份笔录上签字按手印。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但我知道黄科长的担心，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要赶，山路又崎岖，也就没有说什么。一路上星夜兼程，进了扬州已是黎明时分。

　　结案的时候，科里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黄科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份笔录及制作笔录的过程。虽然这份笔录来之不易，但因为取证过程及证据形式不合法，大家一致认为这份证据无效。老科长也没有坚持什么，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事情责任在我。”我也想解释什么，但嘴里嘟囔着却没有说出来，大家用宽容和理解的目光看着我，虽然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批评，我还是羞愧地低下了头。好在其他证据收集较为完善，没有对这个案件造成太大影响。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