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湘登在自己经营的花卉苗木精品园内介绍名贵树木。范亚湘 摄

　　

　　农民在自家流转给种田大户的蔬菜地里除草。

　　

　　在黄兴镇，像这样的名贵树木几乎到处都是。

　　

　　农民正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记者在长沙县黄兴镇农村发现，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土地流转“很感兴趣”。可以预见，把土地转租给企业或公司经营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土地流转，改变的不仅仅是土地的经营权，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农民不再直接与土地打交道，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身份上的不确定感

　　农民

　　“我们这一带的农民基本上无田可种了”

　　11月6日，倾盆大雨一直下个不停。50多岁的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村坪田冲组农民廖彬清美美地睡了一个懒觉，吃过午饭，他应邀去附近的一家茶馆打麻将。“这段时间外面找不到事情做，我堂客说，如果不去打打小麻将活动活动，人都会睡出病来。”见到记者，老廖很是轻松地一笑，一看他那表情，就知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农民。

　　“要是在几年前，像这样的阴雨天，我们还要去田里做事的。我们这些农民，一天不做事就没有收入啊！不过，现在倒好，我们这一带的农民基本上无田可种了。”

　　早在2001年，在当地可以说话算数的廖彬清和组长出头，在镇政府牵线搭桥下，邀请长沙豪园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等七家花卉苗圃企业一起承包了周边三个生产小组44户的200亩土地，建成花木精品园。“说穿了，这片地其实不好耕种，出几天太阳遭旱，下几天雨却又遭涝。”

　　当时，镇政府代表村民和企业签了一个20年的租地合同，议定每年每亩地按700斤稻谷的标准补贴给转出土地的农户。“当时村民都觉得没吃亏，田被转出去后不但水旱无忧，而且不做任何事情，每年坐收700斤稻谷。”据廖彬清估算，如果不转包出去，一亩地也就一千五六百斤收成，扣除农药、化肥、牛耕、工价，每亩地也赚不上多少钱。“所以，当时我们租出去都比较主动，也没有要过高的价。”

　　2006年，长沙县根据当时农村存在的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部门不能干预。“没办法，我们这些农户只好和企业直接谈，原来的协议也要改签。我们农户代表和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前前后后一共谈了六次，没有谈拢。老板们要把原来每亩700斤稻谷的协议按照每100斤80元钱折算给我们，我们觉得80元买不到100斤稻谷，自然不乐意了。”

　　据记者了解，黄兴镇其他地区同样条件甚至条件稍微差一些的土地流转给园林绿化企业的，租金越来越高，多的有1400元一亩，“这样，农民们觉得按每亩700斤稻谷补偿这个价格吃了亏，如果自己利用土地种蔬菜，创造的产值肯定不止这么多钱。”

　　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议定在维持原来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两个附加条款：租金两年一付改成一年一付，700斤稻谷的租金按照当年7月29日和7月30日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收购价平均值来折算，8月5日前要将补偿金送到农户的手里。

　　今年7月29日和7月30日，企业、农户和村里三方派代表一起到当地的国家粮食储备库查取了当日稻谷的收购价：7月29日是每百斤稻谷93元，7月30日是每百斤稻谷102元，最后按两天价格的平均数略多一点每一百斤稻谷99元的价格折算，企业如数地将钱补偿给了农民。

　　连日来，记者在长沙县黄兴镇农村发现，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土地流转“很感兴趣”。可以预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像廖彬清一样，把土地转租给企业或公司经营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老板

　　“最大的难题就是和农民打交道”

　　其实，土地流转在农村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承包户由于外出打工等原因无力经营承包的土地，就采取转包、转让、租赁等方式实现了土地的流转。一些小规模、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往往只是达成了口头协议，而在经济发展较有潜力的城郊结合部，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则大多与承包用地的企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补偿标准。

　　2000年8月，黄兴镇仙人市村农民、长沙豪园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何湘登在本村租了160亩土地经营花卉苗木，这八年来“最大的难题就是和农民打交道”。

　　2005年4月，何湘登租了一户农民的几亩地种小苗，当时只是口头协议，租一年半的时间。到2006年11月，他通知那家农户准备稻种明年种粮，可那户主却说，那田还得要你租，现在通知已经晚了，来不及平田准备了。第二年田荒在那里，何湘登为此得多支付一年的租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只能妥协。”说起这件事情，何湘登就一脸无奈。

　　何湘登也是租用廖彬清等44户土地经营精品花卉苗木的7个老板之一，由于是7个公司一起租赁44户农户的土地，合同要和44户农户逐一去谈，协商的难度自然就很大。由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互不信任，公司怕农民“闹事”，干扰经营活动；农民担心公司不及时给租金，还担心公司在土地拿到手把田“做坏了”，到时没有人承担责任。所以，何湘登建议大老板把整村整组的土地承包下来，“如果有三五个人把流转的土地承包下来，我们再和这三五个人去谈，那就容易得多”。

　　虽然土地被流转出去了，但个别农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块地。“在花卉苗木精品园的空地和小道上，他要种上豆子，理由是把田租给你，田塍没有租；同时，还强行在园里的池塘里喂上鱼，干旱的时候还不让抽水灌苗……其实，水塘的面积我们在租的时候已经作为村组公共用地按相应的价格支付了租金的。”村民们舍不得自己种了那么多年的地，即使是转租给了别人，隔三差五还是到园子里来转转。

　　何湘登提到，个别出租土地的农民每当看到老板们经营的一棵树卖了几万元甚至上十万元的时候，“心理就有些不平衡了。他们心想，这些树是种在我们家田里的，为什么老板们种可以卖那样多钱自己就不能种？”其实，栽培名贵树木，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这里有个老板栽的罗汉松，当时有人出价70多万元没卖的，结果树死了，损失了几十万；今年初的冰雪灾害，我们7个老板每人都损失了几万元。”面对一些村民的心理失衡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情形，何湘登只能苦笑。

　　何湘登说，“事实上，土地流转对农户和我们都是有利的。”但据记者了解，某些出租土地的农民却在暗地里协商：“等20年合同到期以后，我们不再租给他们了，自己干，或者请人干。”一些村民俨然有了“老板”的派头。记者在黄兴镇其他村组采访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和想法存在。

　　希望

　　将土地流转的时间延长

　　记者看到，在长沙豪园园林绿化公司所在苗木基地，铁篱笆围上的精品花卉苗木园里，被开辟成大大小小的苗圃，栽种了褚树、银杏、金弹子等各种名贵的树木。田地原来的田塍已经完全看不到了，苗圃也不是田地原有的平整的样子，而是形成了树木适合生长的沟垄。为采水浇灌的方便，原来狭小的池塘也扩大成方塘，池塘底挖上来的粘土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土坡。毫无疑问，耕地的用途已经改变。如果在二十年后再重新平整为耕地，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土地流转不能改变耕地的性质和耕地的用途。不改变土地所有性质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是为了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生产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手中的土地发生流转。黄兴镇是长沙县花卉苗木产业大镇之一，原来的耕地现在基本上变成了现在的苗圃，农民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直接转向城镇发展。

　　何湘登说，把农田转包出去的农民大多去外面打工，没有出去打工的有一技之长的在园子里做事，剪枝的一天有100元钱的收入，移树的一天有300多元钱的收入，几个园都请还常常忙不过来。

　　但是，一些年纪大、身体弱的农民和妇女则可能由原来的“隐性失业”变成真的失业。廖彬清的妻子现在就赋闲在家，没什么事做，原来种菜、养猪都没法做了，基本上就没赚什么钱，家里主要靠他一个人在外打工供养小孩上学。还有更多的农民，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在外打工也挣不到钱，失去了土地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能陷入困顿。“现在，我们吃小菜都要在街上用钱买。”

　　在远离浏阳河花卉苗木产业带的黄兴镇其他村组，一些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受“锄头放得稳，作田还是本”的观念的影响，仍把土地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生活保障，不愿轻易转让土地使用权。蓝田新村有一位村民，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他本人虽快60岁了，但却一直苦苦耕着几亩责任田，他说：“儿子在外打工不稳定，现在有事做，今后不知如何，一旦土地转让出去了，他们回来了怎么办？”

　　土地流转，改变的不仅仅是土地的经营权，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农民不再直接与土地打交道，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身份上的不确定感。“我们现在不用种地了，家里的农具基本上处理光了，柴油机什么的都卖掉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种地了。”廖彬清说。

　　土地流转涉及到农村中各家各户农民的根本利益，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合同法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在更多的情况下，当评估土地价值不合理，农民只能选择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近几年在黄兴镇因土地流转造成的过激行为时有发生。

　　虽然农民对土地流转存在着许多担忧，但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将土地流转的时间延长。“老板们租个50年就会一次性将补偿金给我们，不像现在，一年就那样几千元钱，我们拿了后还是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根本谈不上致富和发展。”

　　长沙县园林花卉协会会长章志标认为，作为长沙县农业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的花卉苗木产业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合理规划，还要在土地流转方面加强引导，延长土地流转的周期。“我们的一些会员大多从事花卉、苗木生产，他们反映，按现在一般20年租期的话，真正经营的时间只有15年左右，后面的5年都只能用来消化没有卖出的苗木。”

　　何湘登说，如果土地流转周期更长，流转关系更稳定，比如50年的话，他会考虑增加一些基础设施，如水渠的建设，交通的改善等。“哪怕是贴钱，都会放手做起来。”

　　老范说话

　　依然在路上

　　“近几年来，长沙农村土地流转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问题也不少。”一位长年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这样对我说。

　　据了解，长沙农村通过转包、转让、互换、租赁、联营、股田制、“四荒”土地经营权有限期招拍挂、协定流转等方式，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切实“流活”土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如何解决土地规模经营与分散的家庭土地使用制度的矛盾？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日益加剧，并呈规模化和多样化趋势。如何因势利导，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合理有序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的积极作用？如何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后享受土地带来的财富？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以上这些问题都将是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所必须面临和要切实解决的问题。

　　在农村跑了几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对土地的挚爱以及通过土地创造财富、改变生存状态的迫切希望。同时，我也觉得土地问题也不是能够轻易解决好的，由于“积怨太深”、错综复杂，土地流转给人“依然在路上”的感觉也就很自然。

　　“依然在路上”不是什么坏事。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土地流转当然也不例外。但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农民都殷切期望“流活”土地，如此，就能给农民增加财富，从根本上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