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推荐到自主学车 从自找师傅到驾校学习

　　北京拥有驾驶员万人

　　507

　　司机毛远森

　　讲述人

　　北京市路灯管理中心资深车管干部毛远森是最有资格说“30年前我刚当司机时……”的人。作为1979年开始学车，1980年拿到正式驾照的老司机，毛远森对“改革元年”学车的经历记忆犹新。

　　“这下好了，以后可以开车了。”本周二，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学生小郁领到了自己的驾照。从夏天报名学车，到秋天领到驾照，20岁的小郁评价道：“考个驾照可真是够麻烦的。”

　　如果时间倒流，小郁能有机会体验30年前的驾驶员学习和考试，他很可能会觉得，“麻烦”这个词用来形容现在，实在不太合适。最典型的例证是，1979年，全北京拥有机动车驾驶执照的总共10.7万人，而截至今天，北京驾驶员保有量已经达到507万人。

　　改革开放之初车管所办公场景

　　“几乎没有人有机会学车”

　　毛远森插队回城后分到路灯管理中心做汽车管理工。“因为经常要出去试车，单位就给我开了证明，让我去学车。”毛远森回忆说，在30年前，如果不是单位的工作需要，几乎没人能有机会学车。像今天这样，20岁的大学生拿到驾照，压根就是不可能的。那时的“汽车驾驶员”还远远不是一项正常的生活技能，而是一个如同今日的律师、医生、记者一样的工作。

　　“学车得自个儿找师傅”

　　没有教练场，卢沟桥畔的大河滩就是天然的练车场地。在这里，毛远森第一次在师傅的教导下摸到了北京130卡车的方向盘。“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教练，准备学车了，就得找一个驾龄一年以上的‘老司机’，拿着他的驾照，到位于培新街的车管所，从一个挺高的、40厘米见方的小窗口递进所有材料，车管民警会给一个白皮的‘学习驾驶证’，然后就可以跟着师傅上车了。”

　　“马路练车碰不到会车的”

　　没有严格的学习流程，无需学习前“约车”，学车的过程挺“自在”。驾车技术稍微熟练一点之后，练车场就从大河滩变成了大马路。当年毛远森练车的地方是幸福大街、龙潭湖和永外沙子口。除了上下班高峰，开上半天也遇不上几个会车的。毛远森说：“如果现在有人这么练车，恐怕交通很快瘫掉。”

　　诸多新措施方便驾驶员培训

　　记者见证

　　进入新的世纪，驾驶员培训又一次走出了封闭的教练场，来到了车流量较小的实际道路。与多年之前的“马路教练场”不同，如今的实际道路培训为的是让司机们尽早熟悉真正的道路情况，在掌握了一定驾驶技能之后，在教练严格指导下进入实际道路。经过这样的培训，可以让学员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初领驾照上路时的恐惧。

　　从去年起，休息日可以办理各项车管业务、残疾人学车可享受绿色通道、网上提交体检证明、报废车辆后购买新车可保留号牌等等与市民办理车务、驾驶员手续有关的便民措施陆续出台。这一系列措施意味着，汽车文明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正在日益成为许多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警许金生

　　讲述人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车管所民警许金生就开始负责驾驶员管理工作。多年以来，许金生最大的体会是：现在的民警在工作中体现的是“管理与服务并重”，而当年的车管民警则完全是一个单纯的管理者。

　　想学车先盖三个章

　　当年民警的“管理”功能从学车之初就开始了。如果哪个单位想让职工学习驾驶，首先要到交通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交通支队——宣传科领一张驾驶员申请表，由宣传科盖章后，再分别盖上单位行政用章和体检章。这些章盖齐了，才能办理学习驾驶证。

　　一辆车只批准三人学车

　　而且，交通队会对单位驾驶员的数量进行控制，正常情况下，单位的每一辆车，最多配备三名左右驾驶员。如果再多，交通队首先就不批了。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驾驶员越少，危险程度就越小。只要能开车的人不多，事故自然就少。”许金生说。

　　“马路练车场”在1993年消失

　　许金生清楚地记得，全市第一所驾校恰恰成立于1979年，名叫北京技工驾校。成立之初同样只是为了培训本单位员工，到几年后才开始对社会招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学车的人大量增加。此时，由单位和交通队双重控制的学车名额逐步开始有所放松。到1987年左右，由于学车的人大量增加，原有的“师傅带徒弟”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按照车管所的要求，学车必须要通过驾校。

　　1984年，北安河首先建成了第一个专门的驾校训练场。1993年，最后一个在公共道路上训练和考试的驾校也将课程搬进了教练场。

　　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学车完全成了公民自主行为，不再需要由所在单位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往申请表上的单位公章和交通队宣传科公章终于结束了历史使命。

　　根据市车管所档案，1979年，全市驾驶员数量为10.7万，1989年为42万，1999年为245.4万，到现在则暴增为507万。进入新世纪之后，每年大约有35万人获得驾照。30年里，正是因为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才让驾驶员培训和考试的方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本报记者 安然/文 梁维军/图 J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