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条约缔结亲历者、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回顾当年历史时指出，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当年“一秒钟”的讲话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促进了条约的尽快签署。

　　徐敦信回忆称，1977年，中日双方国内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方三木下台，福田赳夫取而代之。福田首相原本对中日关系并不积极，为此他在197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在田中角荣手下。现在他当政了，而且中日已经复交，两国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分量也已今非昔比。福田不得不顺应潮流，表示要积极对待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

　　中国继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这是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际上也引起广泛瞩目和积极反响。邓小平亲自领导缔约谈判工作，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围绕“反霸条款”和促成福田下决心方面，有许多精彩手笔。比如，他指出“反霸条款”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即不谋求并反对谋求霸权。也就是说，缔约双方首先自我约束不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别人试图谋求霸权。从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来讲，这无可非议。它没有惹谁，也不针对谁——不想谋求霸权的人无需大惊小怪，而想搞霸权的人自然很不自在。

　　福田首相在内外推动下，既想重开缔约谈判，又有一些顾虑。他向中方称，希望中方理解“日本要同所有国家都和平友好”。邓小平同志及时做出回应。他说，中日缔约本可顺势解决，三木首相单单挑出反霸问题，使不成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要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可以理解，中国也是这样。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即不可以同另一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有人横行霸道，实行霸权，难道也能对他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亚洲搞霸权，人家会跟我们友好吗!他说，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但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希望福田首相能够同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还说，首相工作繁忙，其实这件事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问题，就是两个字“签订”。“一秒钟”的讲话很快传到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实际上是传达了两点信息，一是中方对福田首相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二是等待他下“一秒钟”的决断。这对福田本人既是勉励也是鞭策，而对积极主张早日缔约的朋友则是很大的鼓励。

　　福田首相在此情况下，为使缔约谈判顺利进行，于1977年11月调整内阁，委任其得力亲信园田直为外相，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晋太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这样安排人事，对外是为了同中方谈判，对内是为说服党内反对缔约的右派，表明福田首相为重开谈判已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日外交当局正式重开谈判，1978年7月21日到8月12日，22天中举行了16场会谈。紧锣密鼓，短兵相接，难免唇枪舌剑，但双方都努力扩大共识。中方代表团根据邓小平关于“力求达成协议”的指示精神，十分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谈判进入关键性时刻，福田首相决定派园田外相访华，中方迅速做出反应表示欢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分别审批通过后，于1978年10月23日在东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作者：石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