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影响力访谈 第七期 郭富城
1997年春节刚过,辽东半岛一个偏远的小镇上,17岁的女孩李丽走进发廊,指着墙上一幅粘贴画,“师傅,给我剪成那样的”。粘贴画里的少年长相俊美,一头短发尤为帅气,四六分开,像一只优雅的“蘑菇”罩在头上。
在那个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是所有少男少女的理发标杆。追求“蘑菇头”就像今天的90后热衷非主流一样盛行。俊美少年就是当时香港乐坛炙手可热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发型也因人而名,曰:郭富城头。
其实,1997年的郭富城,已经不再梳着“郭富城头”,就如那一年在他身上发生的诸多变化。经过多年的打拼与等待,他终获“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当身边的很多人忙着移民的时候,他受邀在香港回归晚会上高唱《渔舟唱晚》,默默感受“祖国真的好厉害”,然后把一纸移民证书尘封。
再后,他的演艺中心移向内地,开始了另一段辉煌。
庆幸回归前未移民
1997年,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个分水岭。作为当红的艺人,郭富城说“那是我的转折年”。
那一年,凭借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名歌手的郭富城终于得到认可,荣获当年香港“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并在此后三年蝉联。“四大天王”中,郭富城最后一个获得该奖项“天王”之名终实至名归。
除了久违的认可,这一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当然是香港回归。对于香港人而言,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曾牵动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重大事件,郭富城也不例外。他说,在“殖民”的境地中长大,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内心的沉淀与救赎。
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马照跑,舞照跳”的“一国两制”,但政策当时毕竟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一些忧虑的港人开始办理移民,“对一般市民来说,他们习惯安定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回归有什么冲击,不知道究竟社会里有没有什么改变、法律上有什么改变”。
身边的朋友也开始移民,在一段特定的日子里,去机场送别亲友竟成了日常的一部分。郭富城也想过移民,并也办理了手续,“当时真的会有忧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我也办过移民,申请都提交了”。
但最终没有成行。
不是走不了,而是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香港。父母亲是从东莞过来的移民,经历过太多生活的艰苦,年老只求安稳的生活。“所以,我觉得1997年这个界限,还是会以爸爸妈妈为中心点,办的所谓的移民只是一种安全感”。
除此之外,作为郭富城本人,他承认对于当时的香港,“还是抱有期待”。与金融界等不同,香港的演艺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极少同台的“四大天王”最终在回归庆祝晚会上联袂演唱《渔舟唱晚》。
这个机会他很在意,作为娱乐圈的一分子,有机会踏上这个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虚荣感,“这就是我们做艺人能够看到回归祖国,你的分量是一种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娱乐圈的一个成员”。
遥想当日情景,一切历历在目。他说,1997年回归是非常难忘的瞬间,心情是很重要的。殖民地这么久了,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我们这一代有幸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瞬间。
另一件至今让他想到都还很震动的事,是在看到香港警察改换帽徽的时刻。“内地警察的服装,颜色、款式跟香港是不一样的。如果回归后会变,那么应该这些都会跟着变。结果第二天一上街,发现好像没什么变化。一切照旧。除了警察的帽徽更换了,一切好像都和原来一样。”
如今的事实证明,郭富城当年的选择没有错,而很多曾经移民的朋友又纷纷迁回,或在香港重操旧业,或进军内地大展拳脚,借着中国内地经济腾飞的火车,把握住大好时机,他们的业务“梅开二度”。
他有时不禁暗自庆幸,大呼“还好当年没有走”。
带动两岸三地音乐交流
1997年,电影《风云》开拍,郭富城开始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返跑。这是他在内地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尽管以前也多次来过内地做宣传,但这次的认识最深。
他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最有香港的感觉。郭富城1990年由一辑摩托车广告,从台湾地区一炮而红。三年后,上海召开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郭富城被选为“全运之星”,因此,他得以有机会在内地不同城市之间宣传。“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好奇,因为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上海、天津、深圳都不一样。给我的感觉上海一直以来是以前所谓的小香港。”
彼时,内地流行音乐市场方兴未艾。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流行音乐节目“潮———来自海那边的歌声”,王杰、小虎队、姜育恒、黄莺莺等台湾当红歌手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体为大陆所知。
郭富城的诸如《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等歌曲已经风行,内地已广泛流传着香港歌手的翻版碟。1993年“四大天王”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满街都是港台流行音乐,人们模仿港台明星的穿着打扮,粤语突然成为了年轻人竞相学习的对象。
而留着郭富城一样的“蘑菇头”、每天以十分钟一次完成右手五指伸开从脑门的头发顺过的动作,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酷”。
前段时间,他与内地合作拍一部连续剧,其中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演员,“她们大都是20多岁的女孩,她们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念书,我们班里的小孩子都留着你的头发。原来我这个时间来到内地,也造成了这个时间里观众对郭富城的兴趣。”
郭富城是第一个以国语歌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当时,他在上海献唱,本来还担心听众不大熟悉他的歌曲,但后来竟发现他们连当时的新歌《雨中感叹号》也能琅琅上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香港乐坛,步入了一个繁荣的黄金时期,但此时在内地流行度更广的则是台湾普通话流行歌曲,因为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律要求唱“普通话”,粤语作为一种地方语言,其歌曲只能在其电视剧和电影先流行于内地后,凭借盗版磁带慢慢渗透进内地,由此便无法与香港流行乐潮流同步。
“在这个时间里,内地所谓的音乐交流和香港、台湾并没有很蓬勃,我觉得从自己出来的时间里,好像也带领了所谓的一种风气、潮流,对我们开始在香港发展的歌手或者是在台湾发展的歌手,慢慢让内地的观众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去了解,有多一点的所谓的音乐上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在这一点上,他有清晰的认识。
当时,以往在北京开演唱会的艺人,最高纪录是120元人民币一张门票,然而郭富城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两场,门票是180元一张,破了纪录,而且宣传海报贴出后,迅即被人取去。
学习普通话主攻内地市场
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政府推行“母语教学政策”,开始加强对香港的普通话教育。然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所有学校所教学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郭富城读小学的时候,附近只有一个名叫“苏浙小学”的学校有国语教学,“大家很好奇,但是都没有机会去学”。他还记得,第一次到台湾工作,除了自己的名字,“一句国语也听不懂”。
1997年开始,郭富城连续夺得三届“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演艺事业如日中天。香港的回归,也让他的演艺市场中心内移,首当其冲的,便是国语的学习。现在,他已经可以全程用国语接受访问,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人不敢相信,嘴里还会不时冒出诸如“康庄大道”这样的正统词语。
他说,其实也没有刻意去练习过。“这都是工作逼出来的。”他笑着说,“应该是1997年以后,尤其在这10年的时间里,回到内地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念国语就会慢慢进步”。
每一次他在录音棚里录国语歌曲,都有一个来自北京的普通话老师陪伴着郭富城。他说,自己的普通话主要是“这么多年在配音棚里老师教给我的”。
郭富城说,香港人对于普通话的认同,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时候,在香港学习普通话成为一种时髦,“香港人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学习普通话,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做一个中国人,又怎么能不会说中国话?”
而在2002年1月23日,香港特区立法会终于通过议案,促请特区政府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市民的普通话能力。
现在,郭富城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一定是在内地的,包括广告、音乐、演唱、电影。他觉得最重要是宣传,因为肯定要在内地的某一个大城市去演出,要跟很多不同的传媒去访谈、交流“这些都必须用国语”。
“老实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内地的剧本、内地的导演都找我合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已经把两个地方的演艺工作者拉得更近,已经融合在一起。”更多的回到内地,他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他所代言的广告也更多来自于或者服务于内地市场。以前香港的广告,只是针对香港。现在发展到内地的市场,在签约上就会定很多的条件,内地很多不同的城市都要跑。以前在香港只有两个活动,但是在内地会有十几二十个活动“当然报酬也会增加”。
谈及未来,他说可能要在内地有一个分公司处理一些事情“可能会成立一个工作室在内地,请一个专门的人在内地帮忙。”他笑称,随着内地市场越来越发达,工作量会越来越多,到内地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甚至在内地找一个房子,真的要移民到内地来。”
本报记者 刘伟 根据凤凰网采访整理
(感谢凤凰网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