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坤

　　日前，因迟迟得不到工伤赔偿、刺死2名台商的农民工刘汉黄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赔偿被害人120多万元。刘汉黄当庭表示，自己杀人是被逼而为，“判得过重，我要上诉”。他还宣称，“判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弱势群体”。（11月3日《武汉晚报》）

　　此案无疑是劳资纠纷中十分极端的案例。仅从刘汉黄与厂方的冲突来看，这本来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据《财经》此前的报道，刘汉黄身负一家人的经济重负，来到东莞大朗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仅十多天，就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在冲床操作中失去了整个右手掌。随后他要求厂方赔付10万元。在对方毫无谈判意愿的情况下申请劳动仲裁，结果只判付仅仅5万元。刘汉黄不服又诉诸法院，一审判决展明五金总共赔偿17万，但厂方最高只愿给9万元。就在争议期间，除了8000多元的治疗费用和生活费，刘汉黄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从老板那里拿到。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他，最终在一次冲突中失去理智。

　　在上述事件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存在许多疏漏和可以挽回局面的机会。比如一开始就进行安全培训，在刘汉黄受伤后给予人道照顾，在法院判决后先行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这些举措都能让人感到一点尊严和温暖，而不是把人推向绝境。如此一来，即便是“弱势群体”，也能在法律的庇护下完满地解决问题。但刘汉黄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他更像一件一次性用品，厂方对他的残废毫无怜悯之情。人与人之间在剥去金钱、地位权势的外衣后，只剩下冷冰冰的工具关系，这是刘汉黄杀人最根本的原因。

　　但我们同样应该将此案放在新劳动法实施后，广泛变动的劳资关系中来进行解读。据称，东莞市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高达23044宗，同比上升159％。法院和仲裁庭压力陡增，不仅判决压力大，判决执行的压力更大。但一面是维权意识高涨的劳动者，一面是抱怨法律过于偏袒劳方的企业主，解决劳动纠纷的过程一长，社会矛盾自然囤积，也容易爆发。

　　当然，在劳资纠纷的裁判和对刘汉黄的审判中，有没有所谓的“弱势群体”问题呢？我觉得是有的，而且司法机关也应该顾及到具体情况，用公正的裁决来维护弱势者的利益，更包括弱势者对法律的信服和依靠。但以“弱势群体”的名义把自己变成杀人犯，终究是极不明智的。一次工伤毁了三个人的人生和家庭，这样的悲剧应当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制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