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的结婚照

　　1986年6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主席，至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主席，当选为名誉主席，任期一届。2007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钱学森书信》。在《书信》第二卷上，看到钱老1984年9月28日给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鲍奕珊同志的信，使我回忆起钱老出任科协主席并不那么“顺利”的过程，令人起敬。

　　科协“二大”是1980年召开的，当时钱学森是科协下属的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结束时当选为副主席，周培源为主席。二届副主席还有严济慈、茅以升、钱三强等。按科协章程规定，5年一届。所以从二届第四个年头，即1984年初就开始酝酿科协换届事宜。我因担任钱老的秘书，常常随他到科学会堂参加科协的会议，经历了换届的主要酝酿过程。

　　“这老爷子是真不想当科协主席，他在会上发火了”

　　1984年初，中国科协在主席周培源主持下开过主席会议、常委会等。这些会议都谈到换届问题，大家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届主席候选人，但钱老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弄得周老和其他副主席十分难办。我作为钱老的秘书列席这些会议，在讨论人事安排问题时便“自觉地”退出会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但会议室里激烈争论的声音还是听得见的。科学会堂的服务员进去上茶，出来后对我说：“这钱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他在会上发火了。我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服务员，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

　　1984年年底，中国科协在周老主持下，召开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大会在京丰宾馆召开。会议安排的主要日程是：由副主席钱三强致开幕词；主席周培源作工作报告；副主席钱学森致闭幕词。开会前夕，主持科协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裴丽生(他也是二届副主席之一)带领科协工作人员来钱老办公室，把闭幕词的讲稿拿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我则坐在一边作记录。

　　稿子不长，钱老很快看完后说：“这个稿子我没意见，但我建议最后加一段话，说明我钱学森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你们要是同意加上，这个稿子我念。你们要是不同意，那我就不念，你们另请高明。”谈话的气氛一时有点尴尬。裴老略微思考后说：“学森同志，你看可不可以这么办：你要讲的那段话，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念完闭幕词，你可以在会上讲一段你要说的话。”钱老听后点头同意，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等到闭幕会这一天，钱学森致闭幕词。当他念完闭幕词的稿子，开口说：“我要补充一点，说明我本人不适合担任下届科协主席……”他下面的话刚一说出口，台下一片掌声。他再张口讲话，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几个回合的“倒彩”使他无法讲下去。就在他又要开口讲话时，突然台下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当时我未看清是谁)，主持会议的周培源主席表示同意。发言者说：“钱老，关于您个人的事情，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他的发言又迎来一片更为持久的热烈掌声。钱学森讲不下去了，周老立即宣布大会结束。

　　由于钱学森决意不当科协主席，使换届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以至于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召开，80多岁的周培源老先生按章程届满以后还不能退下来，又多当了一年主席。

　　这就是钱学森1984年9月28日给二届科协书记处书记鲍奕珊写信，说他不能当科协“三大”代表的原因(原信见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7页)。一般读者看了这封信会不明白：一个科协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什么大事，值得钱老亲自写信请辞？殊不知，他若同意当“三大”代表，必会被选为三届常委，又必会被选为三届主席。接着他会在全国政协接替周培源，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这，正是他不愿意干的。他常说自己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不会同意担任力学所所长，也不会同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职务。这些职务都是后来在他主动而坚决要求下辞去的。即便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能享受“四副两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他也毫不在意。

　　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待遇问题，倒是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

　　钱老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待遇问题，但也不尽然，他倒是不止一次向组织上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刚回国时领导给他家配了一名一级厨师，他觉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点家常便饭，放着个一级厨师是浪费人才，于是他要求组织上把一级厨师调走，由部队选派一名战士当炊事员。部队的做法是选一名政治思想合格的新兵，到京西宾馆培训三个月，就去他们家上岗。有的人出于好奇，常常问我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成天吃什么好东西，我的回答是：经过三个月培训的小战士，你说能做出什么好吃的东西？

　　钱老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航天大院以后就再没挪过窝。我之所以用“窝”来形容，是因为那实在是一座太旧的公寓单元房，墙上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他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我们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当我劝他同意建房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我劝他说：“钱老，现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国的许多人都评上院士，住进了新盖的院士楼，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老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文中的“我”为跟随钱学森20多年的秘书涂元季)

　　钱学森反对被称为“导弹之父”

　　从1983年开始做钱学森秘书到现在的涂元季说，作为一名科学家，在钱老心中，从来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而且他心中的这个“人”是不分尊贵卑贱的。

　　在涂元季的记忆中，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钱老写信求教，他一律认真回答，绝不慢待任何一个人。

　　“我只是沧海一粟！”钱老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的。涂元季说，钱老一向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叶永烈称钱学森未被授中将军衔

　　“如今关于钱学森的所谓传记有七八种之多，其虚构程度令人咋舌，而且流传甚广。我要写一本真实的钱学森传，为他正本清源。”11月2日，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部40万字的《钱学森画传》，目前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日夜赶印中，估计一个月之内就会与读者见面。叶永烈在采写过程中发现，钱学森兴趣广泛，会吹小号，喜爱画画和摄影。记者从该出版社了解到，分上、中、下三卷的《钱学森文集》也将于2010年春天出版。

　　叶永烈说，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曾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说当年派钱学森去苏联谈判，苏联提出去的专家必须要有高级军衔，因此周恩来就建议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写得有鼻子有眼，造假都造到领袖人物身上了。我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帅录，里面根本没有钱学森的名字，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及年谱里也没有提及此事。”叶永烈气愤地告诉记者，这个假故事至今还在网上流传。

　　叶永烈还举出一个例子，有人撰文说钱学森领导研制了核武器，很多人信以为真。其实这是错的，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核导弹中，他提供的是导弹部分，核研究是钱三强搞的。叶永烈认为，钱学森很伟大，但并不表示不是他的贡献硬要往他身上拉。对此，钱学森曾经收到过一封信，问他中国核武器的研究问题，他回了四个字：“问道者盲。”

　　一向反对中学教育唯分数论

　　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密码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2009年10月31日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轨迹。

　　钱先生一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学术的成就还是幸福的婚姻，也都堪称典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望钱学森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是否也有值得教育界、学生父母和莘莘学子领悟和思考借鉴之处？

　　钱学森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生们早早聚集到了钱学森展览馆门外，悼念他们的杰出校友钱学森。

　　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附中校长刘沪说。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钱老曾经这样回忆，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幻的风云，承受了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1个世纪。刘沪认为这和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不无关系。

　　同时，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还擅长吹圆号、吹口琴。热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005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教育的成果是滞后的。”刘沪认为，从钱学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的教育是成功的。

　　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

　　“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刘沪介绍，考试前，大家都在操场上打球，不到天黑不回家。据钱老回忆，当时师大附中对考试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如果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同学们反倒瞧不起。

　　钱老甚至蔑视分数。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分。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刘沪说，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它只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综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重庆晚报》、《扬子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