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年。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除了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外，有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相比之下，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裁员单位不到一成，其中，“已经裁员”的甚至为零。（见11月3日《广州日报》）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广大工薪阶层不得不面对减薪这个现实，因为减薪总比完全的失业、无薪要强，裁员也总比彻底的破产关门要好。但是，如果减薪裁员本身在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分布又是如此悬殊——企业达到或超过四成，而党政机关却连一成都不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和接受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将意味着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基本分配格局，即使剔除私营企业职工，也一直都是机关公务员最高、事业单位其次、企业最低。这种背景下，工资薪水原本就最低的，却继续大规模减薪裁员，这势必加速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一方面，这种态势也意味着对公职伦理的一种违背——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身为社会“公仆”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在收入分配上却比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职工，享有更优先优越的地位。在这种局面下，社会正常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势必也会产生一种扭曲——优质的人力资源不是被吸引集中到生产和创造财富的一线企业，而是机关衙门中，造成诸如“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之类的怪异社会现象。

　　正因为如此，面对金融危机的日本、美国加州政府、我国香港等都纷纷推出了大规模的公务员减薪裁员计划。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捍卫公职伦理，还是维护分配公平正义，或者降低政府运行成本、节约财政资源——来讲，面对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在“减薪裁员”这件事上，政府都有必要争当表率，而不是躲在一旁独自“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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