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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提出，政府信息有涉及国家秘密等六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属于不予公开范围(11月3日《人民日报》)。

　　毫无疑问，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不应予以公开，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信息公开到不顾国家秘密的程度。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许多公众应当知道的政府信息依然没有撩开“国家秘密”的面纱。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政府信息解密的脚步也该加快。

　　太多事实告诉我们，“国家秘密”正在成为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块“挡箭牌”。记得前些日，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成员李德涛分别向广州和上海申请部门预算公开，其结果就截然相反。一方欣然接受并将有关预算信息公开上网，另一方却以属于“国家秘密”公然拒绝。

　　当然，除一些地方政府把“国家秘密”作为拒绝公开的理由外，也不能说地方政府手里全都就没有“尚方宝剑”。具体就上海拒绝公开部门预算一事而言，1997年国家保密局会同财政部出台的《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就明确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属于国家秘密。可见，解密政府信息是必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当今中国，远非几十年前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建设透明政府的角度看，都必须重新检视“国家秘密”设定的范围，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国庆前夕，国防部网站开通，已先行迈出“防务透明”的重要一步，政府信息“解密”也该加快脚步。否则，司法诉讼依然难解政府拒绝信息公开的困局。

　　陕西纪卓瑶媒体人

　　大学生志愿者上街反扒弊大于利

　　从10月末到今年年底，河南省郑州市警方将从该市21所大中专院校中选出2000名学生反扒志愿者，于每周六下午、周日上午在市区各大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进行巡防反扒，这是目前郑州“大巡防、大回访、大走访”活动的一部分(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反扒，应该说是一项比较“专业”的警务工作。一方面反扒者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众多乘客中能够识别出什么样的人具有扒手的嫌疑，并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就是要具有一定的“反扒本领”，发现扒手作案能够果断出手，制服扒手并人赃俱获。

　　反扒工作需要专门的力量，即便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反扒也是一项重要的专业技能，并非是个警察就能够从事反扒工作。而目前很多扒手，早已不是过去“松散”的个体偷窃行为，而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行为，他们作案时，往往会结伙作案并且互相策应、互相支援、互相掩护，由此加大了反扒工作的难度。

　　虽说组织2000名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上街反扒，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也有利于营造打扒、反扒的声势，震慑各类扒手，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责任感、正义感，但是毕竟反扒不同于街头上的法制宣传，不同于协助警方的街头治安巡逻。

　　从素质上看，大学生虽有参与反扒的热情，但并没有反扒的专业知识和本领，扒手们面对这些大学生未必会害怕他们，而大学生佩戴“红袖标”亮相街头，究竟能够对扒手起到多大震慑作用，值得怀疑。从实践上看，反扒工作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连专业的反扒警察在打扒工作中都容易遭遇扒手袭击，出现伤亡。因此，让基本上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大学生上街反扒，显然风险很大，一旦受到伤害，警方或将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

　　笔者以为，法治社会需要依法办事，反扒工作也需要法律化、专业化的专门力量。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反扒，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如果大学生志愿者反扒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不明晰，动用大学生志愿者反扒就是一种“高风险”的做法。

　　北京舒心萍读者

　　从立法上保障公民的网络发言权

　　网络为公众的民意表达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平台，为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许多机会。但由于没有相关制度支撑，导致部分网民网上发布的信息的引起法律诉讼。对于制度的构建者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勇气走出一味依赖权力反腐的误区，迎接这个权利反腐时代。“周久耕案”凸显了网络背后公民权利汇聚起来的巨大力量，但其偶发性和对权力的依赖性，同样也反射出网络反腐这一“最廉价的监督”尚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撑。

　　同任何一项公共治理一样，科学而理性的制度路径当是反腐建设的根本之道。网络只是给传统的反腐提供了强大的权利出口，并没有改变现代法治国家反腐制度建设的规律，它甚至还可能因为强大的“立竿见影”效果而冲击反腐的制度依赖，增强“人治型反腐”的牵引力。因此，在我们为“周久耕案”拍手相庆的同时，更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网络所能带给“法治型反腐”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应当在立法理念上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对网络反腐的法律规制，前提是确保公民宪法权利不受损害。在宪法上，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更有对丑恶现象举报揭露的权利，网络只不过是行使这些宪法权利的一个通道。只有从立法理念上认同这一点，才能有效避免地方立法擅自限制网民进行网评，动辄追究网民发言的法律责任。

　　河南李科雷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