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他们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400元，李竟就能安然度过了。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和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有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很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边传了进来。

　　奋斗在“大学村落”

　　这里是他们的“大学村落”，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二里庄。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月河是条时常有臭味的水沟，整夯的河堤西边是这些年轻人的落脚地。河边曾经发生过命案，学生们中流传着一对殉情男女不同版本的故事。

　　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每栋二三层的楼结构大同小异，与大学宿舍类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昏暗的通道两边是紧闭的房门，走进房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斑驳，三张高低铺占据墙角，桌子、床头堆着一摞摞的司法考试辅导丛书、ＧＲＥ词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等。床底下、柜子顶上放着大小不一的箱子。地上堆放着塑料盆、垃圾桶等杂物。入住只需要登记身份证号，住宿长短随需而定，住的时间越长越便宜，半年1500元一个床位。由于流动性大，每年的9月要租到这样一个床位并不容易。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都来自外地，没有北京户口，大多在北京各类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外企驻京办事处工作，不工作的则是在准备法硕、注会等热门考试。人员流动频繁，有的住了三年，有的刚来一个月，“性价比高”是他们选择这里的一致理由。租费便宜，房间里有空调、电视，免交水费、电费，如果要接入网络再交80元／月，大部分人拒绝了网络。只要一个电话，每份不超过五元的面条、盖饭直接送到房间。改善伙食的话，他们会到河边散布着各种口味的小饭馆，流行的烤翅、麻辣烫最受欢迎。沿河的地摊上小贩出售各种各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应有尽有”。

　　在北京，他们拥有的很少，站着是两个脚印大小的地方，躺下是一张小小的床。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乐观、积极，相互鼓励着，坚持着“高低铺”的日子，追寻心中的梦想。

　　城市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人的命运捉摸不定。“大学村落”的年轻人游离在城市和大学的边缘，在他们青春弥漫的气息背后，是无知无畏还是精打细算，并不能简单下定论。他们会笑着告诉你，王宝强曾经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公寓，却不愿多说自己在寻觅着的东西，只谈现在正在做什么，比如备考、工作、跳槽……

　　下期预告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她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