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大多数人是绝对不敢当着总书记面说他“胖”的，更不敢主动涉及“退”这个敏感问题的。可是袁伟民压根儿没怎么多想，也没什么顾忌，就像普通的朋友在聊天。

　　支持邓亚萍留学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袁伟民非常重视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新老交替工作。他特别希望不断有人能够加入到国际体育事业中去，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为此，他舍得挤出经费、挤出时间为有潜力的同志创造学习条件和学习机会。

　　袁伟民谈到：“中国的历史是，刚解放时竞技体育中业余的成分还比较大，搞体育的大多是大学生，学历都很高。后来由于竞技体育越来越专业化，运动员的年龄越来越小，文化程度越来越低，退役后也无法继续胜任体育工作，以至于像我那辈，高中毕业的进入专业队里就属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了。到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体育院校出身的干部来到了体育系统担任管理工作，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也不能一概否定那些虽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拿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这些特殊人群，由于在青少年时代就把所有宝贵的时间、精力，封闭式倾注在某一个运动项目上，使他们练就了超人的技能、意志、作风、心理，在某一专项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在知识面和能力上造成比较单一，这是体育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但是这个缺憾是可以弥补的，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只要善于学习，勇于实践，边工作边提高，在原有的基础上是能够补上过去不足的。”他说，“不要认为这么做会摆不平，以后，凡是运动员去国外留学的，谁能念到博士我都支持！”

　　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曾经入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袁伟民就支持她去英国学习，解决语言问题。可邓亚萍的学费问题却真是费了一番波折。“当时为了学费的问题我找他们（指体育总局和兵羽中心）谈话，他们有的人不太支持，因为邓亚萍这个人个性很强，有时候说话有点冲，很聪明也很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的个性。”

　　1997年上海第八届全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来参加了，在邓亚萍读书的问题上他一直表示愿意支持。早在1992年和1996年奥运会期间的日记里，他就曾两次谈到“我们要花钱让邓亚萍去英国读书”。袁伟民一行请老萨吃饭，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院领导李铁映也在场。说到邓亚萍要上学，李铁映也说：“很好，我们保证她，我们负担她的留学费用。”但是此事却迟迟没有落实。最后邓亚萍告诉袁伟民说，萨马兰奇说了：“你们不能解决，我帮你解决。”

　　袁伟民坚决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外援”，他认为：“这不把中国脸丢光了？李铁映是国务委员，是管我们的，说了话以后不拿钱，然后让人家老外拿钱，人家怎么说啊？你们那个国务委员说了话不算数！？”

　　“我找杨树安，当时杨树安是他们中心主任呀。我说杨树安，这样的人物乒乓球队能有几个？你们不培养培养她？现在听说钱很紧张，李铁映说了话都没落实，你是不是真想让萨马兰奇出这个钱？连萨马兰奇也看出了邓亚萍是个人才，她完全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奥林匹克事业做贡献，为什么我们不用她呢？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她创造条件，绝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不让她去。”

　　最后邓亚萍的学费由三部分组成——她自己象征性地掏了一点，国家体育总局掏了一部分，乒羽中心也拿了一部分。袁伟民决定由体育总局和乒羽中心负担邓亚萍的学费，是相信邓亚萍一定能够学得好：“邓亚萍这个人好强又上进，而且有一股子韧劲，年轻人都应该有这种好学上进精神。而且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很刻苦。”后来每当得知邓亚萍的学习成果时，袁伟民都要被这个小姑娘感动一番：英国的诺丁汉大学那个名誉校长杨福家，原来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他说：“邓亚萍的导师说她论文写得非常好，人家对她都很佩服。邓亚萍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她来说走到那一步非常不容易，她是什么文化水平？是小学，最多是初中一年级，最后能写出那样水平的英文论文，确实不容易啊！”

　　后来，邓亚萍又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边工作、边学习，在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发挥了积极作用，出色完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村村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赢得国内外的好评。

　　下期预告

　　当年这位资深委员第一次竞选执委成功，萨马兰奇全力支持，要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于再清竞选成功，也必须得到罗格主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