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检察院为了督促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11月4日《法制日报》）

　　对于河南省检察院出台的这一举措，民众可谓是褒贬不一，支持方认为，可促使查处力度加大；有利于排除人情干扰。而反对方则认为，定立指标有违客观规律；易催生“数字政绩”现象。正反两方角度不同，其实是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分个高下。其实所谓“反腐末位淘汰制”不过是河南省检察院出台的8项工作机制的一项，完全是系统内一项考核措施，先大可不必做过分解读，不妨拭目以待。

　　从反腐形势看，当前预防腐败效果并不明显，仍属腐败多发、高发期，各地绝非无案可查，加大查办力度是无奈而又紧迫现实选择。在各地预防腐败手段基本相同情况下，腐败分子占总监督对象比例其实也相差不大。之所以各地落马腐败分子数量悬殊，其实与各反腐机关履职情况有很大关系。说到这，有人一定会批评笔者唯数字论，举出若干个例证，证明某地是腐败的“净土”。其实并非笔者孤陋寡闻，记得几年前，苏州市官场打造出“百官共廉”神话，曾作为预防腐败的成功案例被全国各地学习借鉴，然而，2004年底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落马，不但打破了“百官共廉”神话，而且打造出全国“第一贪”。

　　从腐败分子搞腐败手段看，各地也大同小异，正如，最近湖北高校领导能因基建领域腐败问题落马，河南省也能查出几个高校腐败高官，这因为工程领域潜规则相同，执行工程造价定额也一样，那么两地高校腐败高官也不过“半斤八两”罢了。

　　既然各地腐败形势、预防腐败措施、腐败分子手段都基本相同，那么最终查办腐败效果，其实就取决于反腐部门愿不愿查，敢不敢查，能不能查的问题了，这样来看，“反腐末位淘汰制”就有其可行性。

　　同时，对反腐机关履行反腐职责情况进行问责，其实很有必要。几年前，笔者在调查一起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案中，就曾听到有部门领导这样的诘问：“安全生产工作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你们反腐工作咋就不问责？”猛一听好像有些偏激，一细想其实很有道理，很多基层反腐部门履行职责并不到位，那么对这些不能捕鼠的猫，实行问责确实很有必要，不但应实行“反腐末位淘汰制”，而且对于当地反腐部门未能查出的腐败，被上级反腐机关下查一级时查出了问题，也一并纳入问责范围。

　　观点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