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009年11月4日的报道。

　　●我市尚未建立自杀监测报告系统

　　●干预防范自杀需要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自杀”，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关注自杀现象，就需要社会的共同力量参与干预防范，但在目前，深圳还没有建立起监测报告系统，使社会的一些机构在针对自杀进行干预时，处于被动状态。

　　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同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自杀事件，还需要社会去做什么？社会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现状调查

　　自杀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市卫生心理协会秘书长、康宁医院副院长胡赤怡对记者表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自杀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自杀事件，一般都具有传染性。”对其他人会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我们以前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就有这么一个悲剧，母亲在自杀前，想到了女儿留在世界上，会很孤单。所以，这个母亲先把女儿杀死，自己随后自杀。”

　　“一些第一次自杀者，不仅会导致他们自身出现残疾，还可能下次进行自杀尝试，并对周围人的心理上造成很大阴影，带来人际关系上的困惑。同时，自杀事件的发生，也对医疗资源是一种浪费，这种人为的行为，占有了大量的公共医疗资源，同样影响了其他人的治疗。”

　　自杀，至少会给家人或身边的人，造成长期的心理阴影，“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深圳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空白和缺陷。

　　同时，一些偶像的自杀，也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在2003年张国荣自杀后，就有粉丝有过这样的自杀念头。但香港有比较完善的自杀监测报告系统，当时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有效干预，才不至于导致自杀情绪的扩大和蔓延。

　　胡赤怡告诉记者，要针对自杀进行有效的防范，必须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需要对医院的医生、法医、公安部门的相关机构，进行培训，让他们在处理面对自杀的情况时，该知道怎么办，这个很重要。

　　他说，但这些方面的情况，还显得很薄弱。“比如，有的医生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完包扎治疗后，任务也就完成了，他们基本不会针对自杀的情况，去给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

　　深圳尚未建立监测报告系统

　　因此，政府部门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些情况，“我们在2005年就提出过要在深圳进行系统调查，并且成立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机构，长期进行跟踪。但出于诸多原因，这个计划和提议，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胡赤怡说，由于目前深圳尚未建立关于自杀的监测报告系统，还无法准确地掌握详细的数据。“比如，在当前或者特殊的情况下，到底是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还是年轻人的自杀率高；是高收入阶层自杀率高，还是低收入阶层的自杀率高。深圳自杀发生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都无法去了解。”

　　“正是由于没有这些方面的准确信息，所以，目前深圳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自杀，只能是一个推算，这显然不利于相关的机构进行有效干预，而只有懂得了自杀发身的规律，才能真正知道，深圳到底有多少自杀想法和自杀行为的人，需要去接受门诊的治疗，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自杀干预目前处于被动状态

　　同时，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副主任张月武说，深圳目前对于精神健康状况还没有做过大面积的调查，建立系统的数据库。但要做这样的专项调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跟踪，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深入到社区中去。

　　他说，此外，还需要聘请社工人员，还要有调研经费，但现在的经费从哪里来？“所以，现在深圳在对自杀进行干预时，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不是主动干预。现在深圳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和情感护理中心，以及深圳市义工联的情感投诉电话，也只能等待他们主动打过来电话，我们才能给他们进行心理进行辅导。但这种方式，的确是有很大的缺点，有很多有自杀想法的市民，他们多数并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我们就无从掌握他们的情况，更谈不上进行有效干预。”

　　胡赤怡还特别谈到，目前无论是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心理辅导机构，还是民间的机构，很多人员都是兼职的，自身的业务水准并不高，“他们处于分散的状态，应当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的培训。而一些心理辅导师，也没有明确的工作责任，这就意味着，当发生了与之相关的自杀情况时，他们不需要承担工作责任。”

　　防范措施

　　开展心理卫生教育和咨询

　　作为社会上诸多心理咨询公司，在针对自杀的有效干预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许倩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深圳目前有几千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按照深圳的人口来计算，数量上比较充分。不过，深圳心理咨询师的工作量并不饱和，心理咨询中心、个人工作室等平均一半时间都是空置的。”

　　他介绍，曾有调查表明，深圳白领心理健康全国“倒数第一”，深圳人遇到心理问题后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意识不强，造成了群体心理问题严重、心理咨询师工作量却又不饱和的情况。

　　深圳市康乐园心理专家詹春云说，除了在医疗行业中增加心理医生，开设心理热线外，要在社会工作者中广泛开展心理培训活动，让更多的社工懂得心理辅导的技能，深入社区、学校及时地为有“问题”的人群解开心锁。

　　“加强对青少年的心理卫生教育，开展心理卫生咨询活动，建立正确的家庭、恋爱和社会观。社会应该建立一些公益性的管道和平台，如多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社区建立一些沙龙、活动协会等，培养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增强群体适应能力，同时扩大年轻人的交际范围，让他们多交朋友，有倾诉的管道。”

　　尽快建立情感护理网络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徐景安告诉记者，“谁都知道，汽车需要保养维修，各地都有汽车维修点。人的情感也需要保养维护，所以深圳应建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

　　他说，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能及时得到倾诉、排解。称“情感护理”，不叫心理咨询，这是考虑到：心理咨询只有专业工作者才能做，而情感护理可招聘志愿工作者经过专业培训上岗，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

　　“心理咨询一般是坐诊等人求助，而情感护理方式灵活多样，可以主动地表示关怀。同时，不少人怕被误认为有“精神病”，不习惯找医生谈苦闷和烦恼，更愿意采取谈心方式向人倾诉。”

　　徐景安说，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带来紧张、不安、纠葛、怨恨、烦恼与苦闷。“现代人精神、情感上发生了问题，不知向谁倾诉？这是造成精神疾病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

　　“深圳应建议设立情感护理网络，民众情感发生困惑时，可以通过电话、上网、写信、访谈等多种形式诉说、排解。”他说，情感护理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情感护理工作做好了，不仅使精神障碍减少，而且还有助于人道德素养的提高、行为方式的改善。

　　应加强对安眠药的管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采用服食安眠药”，这成为不少自杀者的选择方式。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有近六成的自杀者选择了这种方式。

　　“这也暴露了市场安眠药管理的漏洞。”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数安眠药物都有成瘾性，属于国家管制药品，必须凭医生处方限量使用，所以患者不得擅自购买使用。安眠药作为一种处方药，在药店是必须凭处方购买的，在医院医生也只能开一周的药量。

　　但在事实上，从他们临床接诊的自杀患者来看，相当多的自杀患者能在市场上随便购买到数百片的安眠药。加强安眠药以及鼠药、农药等毒物和药物的管理，是预防自杀的一个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