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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两年里，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在履行基础教育工作的情况如何？11月10日至12日，将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牵头，对广州市副市长徐志彪在2007、2008年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11月4日《信息时报》)。

　　上级对下级进行考核，是我国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实践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评议虽然有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意见最大的问题就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下级官员述职时念的是报告，上级部门在考核时依据的主要也是该官员的述职报告，这样得出的考核结论自然难免会有一定的偏差。

　　网上公示官员述职报告，是新时期官员接受群众监督的新的有效形式。“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案”等一大批互联网监督的成功案例显示，与传统的监督形式相比，来自互联网的监督具有更猛烈、更尖锐的特征。因此，广州市在网上公示徐志彪的述职报告，体现了政府及其官员接受群众监督的诚意和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的勇气，值得肯定。

　　网上公示官员述职报告，也有利于促进官员改进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思路。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员做过哪些工作、工作成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广州市在网上公示副市长的述职报告，让群众对副市长的工作品头论足、甚至进行挑剔，对该市其他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的工作，无疑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网上公示官员述职报告只是手段，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政府工作。因此，希望广州市在公示徐志彪副市长的述职报告之后，认真将公示期间来自群众的批评建议分类汇总，并通过网络等途径有针对性地作出反馈。惟其如此，才能保护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才能不让网上公示沦为“走过场”。

　　湖北瞿玉杰教师

　　“百万医疗费”背后的未竟之问

　　武汉妇女陈玉蓉历经7个月的暴走锻炼，将半块健康的肝脏“托付”给儿子，再燃儿子生命之火。同济医院决定，免除这对母子所有的近百万医疗费用(11月4日《武汉晚报》)。

　　更令笔者好奇的是，百万医疗费的结构组成究竟是什么？毕竟我们曾经听闻了太多的“天价医疗”，甚至有儿科手术收取妇科专用费用的“奇闻”，从而形成了不少民众对医疗费用容易掺水根深蒂固的疑虑与担忧。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公益属性日渐消退，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愈演愈烈，导致了医院财政压力下的自我利益补偿。“以药养医”，以“药”的超额利润来贴补“医”的亏损，几乎成为医院经济人们理性下的普遍选择。对百万医疗费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实是还原民众于信息不对称下无奈的价格博弈。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众希望通过对百万医疗费的成本清单陈列、组成分析，保证这一巨额费用的知情权———虽然它不曾真正产生。

　　其实，就算医院给出百万医疗费的清单与解释，限于专业知识，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分辨其中的真伪，而这恰恰是当下各种医疗矛盾中患者权利困境的集中体现，恐怕也是对医疗行业公共责任和基本职业伦理的最大挑战。公众不可能掌握专业的医疗知识，却基于对“以药养医”现状的认知，而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与怀疑。医疗行业从业者是正确知识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设计和个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诱导其做出逆向选择。可以说，在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之下，乱收费、非法行医、红包等诸多行业弊症，正让一个有着浓重人道主义色彩、本应受到公众高度信赖和尊敬的职业领域声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万医疗费的义举，都会遭遇费用“注水”的质疑。

　　广东毕舸读者

　　绿化“被捐款”是一种权力绑架

　　城区森林覆盖率仅13%的四川省内江市，上月中旬向市中区和东兴区政府、市级各部门发出《关于开展支持城周绿化工程建设捐资活动》的通知，要求“干部带头捐资，全民出钱种树”，并规定科员及以下干部职工不得低于200元。不少人叫苦不迭，说这是“被捐款”(11月4日《华西都市报》)。

　　平心而论，政府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即便有谁想捎带着捞点政绩，一般情况下，只要思路大体切合公共利益，且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原则上还是通得过的。

　　然而，内江市为了提高城区森林覆盖率，竟然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干部职工捐资植树，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公民对个人收入的支配，属于私权范畴。而公共绿化，则是公权领域的事儿。如果为了尽快改观城市绿化现状，公权不惜在红头文件的掩护下，将手伸进公民的私人腰包，这显然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违法之举。

　　近年，一些专家学者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为官之人，对权力的边界要有清醒的认识，云云。其实，但凡能当个书记、市长的人，心里一点都不糊涂，对何谓公权、私域，早已了如指掌，根本用不着谁来训示。何况，眼下官场硕士扎堆，博士到处可见，真正的法盲微乎其微。在此境况下，公权之所以屡屡侵犯私域，关键是扭曲的政绩观仍在作祟。就拿内江的绿化来说，中心城区，林木稀少、裸露山坡多、绿化率低。而与内江相邻的其他城市，均已启动或完成了城周绿化的工程建设。这多少让当地主政官员觉得很没“面子”，其中有人可能担心因此影响个人升迁。情急之下，如何是好？通过公权绑架私权，拓展建设资金的“调集”渠道，于是便成了一种“见效快”的选择。

　　大量事实表明，在与依法行政相关的问责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由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绑架案”还会发生，甚至在一些地方可能会愈演愈烈。

　　湖南徐林林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