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案新观

　　王俊山

　　上回说到，隐居在北京的李家琪与特务机关挂上钩后，所谓的妹妹“家宝”多次来信说要派人同李家琪接头，布置任务，开展工作。但碍于腿伤，李家琪只得将接头日期一推再推。

　　1980年9月，李家琪拄双拐可以走动了，便急切地给“家宝”去信说，希望在广州见面。

　　不久，李家琪与特务机关的接头人在广州见了面。接头人叫李相材，26岁，瘦高个子，留着西装头，一身学生打扮，是个专门负责联络的特务。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李相材显得有些紧张，他把一封信和两个手提包交给李家琪，然后说：“这是给你带的东西，要说的事信上都写了，让你回去好好养病，抓紧工作，有情况写信。”说完，李相材便借口有事离开了。

　　看看四下无人，李家琪打开了提包，发现包内装有两台收录机、一本编密码用书、一盒香港出的黑头火柴，还有衣服和1000元特务经费。

　　随后，带着特务机关布置的任务，李家琪来到北京。为掩人耳目，他以养病为名，住在了自己的五叔家，伺机投递情报。

　　1981年春节过后，李相材和李家琪又进行了第二次接头，接头地点在李家琪的五叔家。李相材自称是李家琪的妹夫的侄子，代表家里人来看望李家琪。而这次，李相材也是有备而来，他又给李家琪带了一批“潜伏工具”———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架照相机、显微胶片、密写药片以及一封密写信和5000元特务经费。

　　当然，为了“保密”，李相材在悄悄塞给李家琪这些东西之前都采取了“措施”，胶片放在了一盒香烟的两层包装纸夹层内，信只有用特定的药水涂抹后才会显现出内容……

　　在密写信中，特务机关委任李家琪为“华北地区特派员”，以残腿为掩护，在北京先站住脚，再逐步发展，宜缓不宜急。具体任务则是按规定时间收听特务机关的广播。

　　在明确了下一步方案后，李家琪开始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计划。首先，为笼络人心，掩盖其特务身份，他利用家有彩电的优越条件，把街坊邻里都招呼到他家看电视，而且热情款待，并时常把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分送给邻居。

　　久而久之，在邻居们的眼中李家琪成了一个热心肠的厚道人。不过，李家琪的种种行迹却还是引起了他五叔的怀疑。在他的五叔看来，这个李家琪身上存在着很多疑点———每次海外来信李家琪看完之后一定会烧掉，对于自己和所谓的“家宝”究竟什么关系也是吞吞吐吐。

　　面对这样一个“怪人”，加上又撞见了几次李家琪对自家的女眷行为不轨，李家琪的五叔最后只得来到派出所反映李家琪来路不明，将李家琪赶了出去。无奈之下，李家琪只好搬到他的姑妈家。

　　1981年年底，李相材第三次来到北京和李家琪接头。这次李相材还是按照“老规矩”带来特务经费和密写信，信中要求李家琪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观察、摸清中共有关政策上，并尽快建立京、沪、穗联络点和开辟交通线。同时，李相材临走时还警告李家琪工作中要十分小心，因为他来时好像有人在注意他。对此，李家琪也有同感，一开半导体总有干扰声，好像周围安了窃听器。尽管这样，李家琪还是按特务机关的密令，向敌特机关密报了大量国内情报。

　　1982年9月初，李相材又一次来北京和李家琪第四次接头，地点在大耳胡同李家琪的房间。李相材把密信和特务经费递给李佳琪，并代表特务机关宣布：根据李家琪的工作表现，给他记大功一次，发奖金500元，并将每月生活补贴由每月的500元提高到1000元。1982年9月中旬，当李相材要离京返港时，李家琪把密拍胶片及窃取的中央绝密文件交给他，让其带回请功。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得逞。李相材在机场被公安局侦查人员当场扣留审查。

　　由于一直没等到敌特机关回电，凭借职业特务的敏感，李家琪确认李相材出了问题，情报可能被公安机关截获。于是他立即给敌特机关回信，说明自身情况危险，强调“敌后工作”艰辛，希望上级立即更换交通员，最好派个女特务来帮助自己工作。

　　然而，在等待了许久之后，特务机关仍然没有任何回应，为了能够长期潜伏在北京，李家琪决定“自力更生”，这次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更能掩护特务身份的方法———结婚。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心甘情愿和他一起为特务机关“卖命”的女人呢？请关注下期“法案聚焦”版“旧案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