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漆菲、刘俊发自北京

　　阜成路的中国航天大院内，松树、梧桐掩映中的红色砖楼在秋日午后阳光下显得分外静谧。卧床前的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

　　在后院，蒋英常常种上大片绚丽多彩的花草；楼阁上，钱老头微侧，定神地思索着什么。一旁，自制的米色大音箱正播放着悠扬的古典音乐。

　　如今，许多头发花白的老人走在冬日萧索的林荫甬道上，追忆着这位老邻居的点点滴滴。

　　晚年钱学森足不出门，安心静养。钱学森的床榻上架着一张小巧的阅读桌，上面摆放着一个电子表。时间，在这位严谨的科学家眼中弥足珍贵。“钱老一旦养成一种习惯，便注定恪守一生。”上海作家叶永烈说。

　　两年前，叶永烈着手采写逾40万字的《钱学森画传》，由此闯入钱学森的晚年世界。

　　每天早上6点半，钱学森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下午3点，开始看报剪报；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对于每天要看的报纸，钱老有固定的顺序：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照顾他的人得知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提前摆好。

　　看到不错的文章，他喜欢剪下来收藏。“总共629袋，24500多份，钱老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并标明不同剪报的主题。”叶永烈有幸见过这些剪报。而这么多的剪报，基本是“老爷子”自己操刀完成。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让叶永烈费解的是，作为科学家，钱老在晚年完全不碰电脑。“互联网时代，没有人会像钱老那样，每天亲自做剪报。”

　　年过九旬后，钱学森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亲自剪报，只能请身边的服务员代劳。不过，服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儿子钱永刚就会说：“我来！”直到和父亲的一样规范，钱老这才满意。

　　这样严谨的作风体现在细枝末节。钱永刚曾送给叶永烈一套钱学森书信。“那是他的手记，每个字都非常端正，行距一致得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让叶永烈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信早年还是用繁体，后来全是简体。“他非常注意这些细节，知道新中国之后大家开始写简体字。就像他回国后也从来不在报告中用英语。”

　　而几乎在每封信中，经常能看到“请酌”、“当否”这样的字眼，一位学术泰斗的谦逊亲和跃然纸上。

　　1986年1月7日，钱学森家房座无虚席。钱学森将早年师从冯·卡门的学术讨论形式移植于此。

　　接下来的二十余年，这位科学家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仅仅囿于航天技术领域，而是用系统的眼光去研究社会，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全部有机地囊括于他的研究视野。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新华社记者许志敏记录了当天的情景：80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身着深蓝色中山服，红光满面。他向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汇报了他的下一个心愿，要在有生之年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

　　在所有领域中，钱学森对沙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初，钱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便开始钻研沙产业、草产业理论。1984年他正式提出，并预言这一产业将成为21世纪在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此后16年里，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与别人的通信计186封。其中涉及沙草产业内容的就有47封。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等高额奖金时，连支票都没有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

　　晚年从未离开北京

　　过去在一线工作时，钱学森曾对夫人蒋英许诺，等退休后要带她去各地游玩。但是，晚年的他从未离开过北京。原因是，钱老怕到外地后，打扰人家，地方高规格接待，大吃大喝。他曾说：“我对付这类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知道他的原则：不接受吃请；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不接受采访。

　　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没有忘记这位杰出校友。2001年，在钱学森90大寿前夕，该校教授弗朗克·马勃专程到中国，在病塌前将学校授予他最高荣誉——“杰出校友奖”。即使，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授予过他这一最高荣誉。

　　11月2日，加州理工学院在其网站首页刊登了钱学森逝世的讣闻，讣闻最后说，1955年9月，钱学森被允许返回中国。在中国，钱学森恢复了研究工作，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成为中国最受推崇的科学家。